八級工，這一曾經有著明星效應的工人群體，對于今天“跳槽忙”的小年輕們來說，已然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概念。然而，對于建國初期國家工業化大潮中涌現出一大批產業工人們來說，這就是他們被打上機器和燃油烙印的整段青春年華。 六級工就像武俠小說里的大俠，八級工基本上就是掃地僧的存在。

聽說第一代潛艇，第一顆原子彈的鈾填裝部，還有航天衛星都是靠這些技工手工做的？是不是真的有這么厲害？今天，讓我們走進八級工，看看他們是怎樣煉成的？ 在很多人印象中，那個時代沒有白領藍領的說法，很多技術工人以成為“八級工”作為人生目標，不少人通過努力贏得了尊重。 “”八級工”的歷史 說起“八級工”，這里不得不說先一個人——李立三，我國著名的革命家、“工運”領導人，也是社會主義工資制度的倡導者。“按勞分配”的“八級工資制”正是在他的關懷和支持下開始實行的。

圖為李立三 日本投降后，在蘇聯工作、學習的李立三被選為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上任后，他曾幾次到大連訪問，了解到當時由于旅大封鎖，工人生活十分困難。而在中蘇合營企業里，蘇聯員工執行蘇聯的工資制度，生活水平較高；中方職工實行七級工資加配給糧制度，仍能積極生產。 1949年秋，在充分深入了解七級工資后，東北總工會開會協商擬定了新的工資制度方案。 1950年4月，公布實行了八級工資制。李立三所倡導的“按勞取酬”的新工資制終于實現了。隨后，在八級工資制的基礎上，又推出新的計件工資和獎勵制度。 一年后，在勞動部、“全總”的推動下，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等行政區，也先后實行了各自適宜的八級工資制。 “八級工制”是在我國工業建設為基本任務的大背景下，全國為消除工分制的弊端，將工人的技術等級和工資掛鉤推制定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八級工資制，先后經歷了60個春秋。 前30年是推廣實行時期，對完成國家生產計劃，改善職工生活起了積極作用。后30年，由于國家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生產機械化、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這一工資制度已不完全適用，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這一制度在全國實行，可以說載譽60年。“八級工”是技藝精湛、精工細作的頂尖工匠的代名詞，雖然“八級工”已經成為過去時，但其精神對于新時代重譜技術工人的新輝煌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

“八級工”到底有多牛？ 有人說：六級工就像武俠小說里的大俠，八級工基本上就是掃地僧的存在。在八九十年代，一說誰誰誰八級工，那是很牛的事了。 那個年代里，“八級工”不僅是一個讓人羨慕的身份，更代表著高技術和高收入。1959年的杭州，當時一級工每月32元，八級工108元。那時候的108元絕對算高工資了，而且備受推崇與尊敬。 許多經歷過八級技術等級制度的人，至今都承認那個技術分層非常成功。當時一個人，先不說是不是“八級工”，即使評上“五級工”“六級工”，在企業和社會都有很高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技術水平確實是高。

有人說，人生有兩個證書，看似平凡無奇，其實要想拿到并不容易。一個是大學畢業證書，從小學順利地讀到大學畢業需要19年；第二個便是八級證書了，沒有幾十年努力是拿不下來的。 那個時代的“八級工”，一群不平凡的勞動者，他們用自己靈巧的雙手，匠心筑夢、默默堅守，為了國家的建設刻苦上進，在平凡的崗位上，追求職業技能的完美和極致，對新時代的工匠們起一些引路的作用。 “八級工”是怎樣煉成的01 我用榔頭敲出了八級鍛工

“我3歲沒了爸爸，5歲沒了媽媽，從小跟著姐姐住在貫橋一帶。我是家里最小的兒子，上面還有兩個哥哥。那時候吃不飽飯，兩個哥哥就跑到嘉興去給地主家看牛。12歲那年，姐姐托人把我送到一個資本家開的鐵工廠里去做幫工。白天拉拉風箱、打打下手，晚上還不能休息，忙到半夜清理爐子。每天吃不飽、穿不暖。”1935年出生的梁毛毛是八級鍛工，他在書中回憶，1953年，18歲的他看到浙江鐵工廠（后來的杭州制氧機廠）招工，第一時間就跑去報了名。

梁毛毛回憶，招考那天考的是實際操作，老師傅從鍋爐里取出燒得通紅的鐵塊，用鉗子夾住放在我們面前。車間主任給我們一人發了一個榔頭。我那時候個子瘦小，拿的是14磅的榔頭，揮舞起兩個手臂，在空中繞一個大圈，把榔頭砸下去。“不要小看這個拿榔頭打鐵，光這個動作，就能看出來，你打鐵究竟穩不穩。榔頭是萬萬不能打空的，打空沒有敲在鐵塊上就是不及格。”梁毛毛說，他的榔頭無一落空。車間主任和技術員、工程師討論了下，一致同意招錄，當場就通知我進工廠，做的是鍛工，也就是人們口中的“打鐵工人”。 “那時的工人都會把八級鍛工作為奮斗目標，有人覺得八級工神奇，我覺得沒什么，當然那也是一級一級榔頭敲出來、慢慢升上去的。你需要的是把每一個產品用心做好、做標準。加上勤學苦練，逐步掌握操作技能。”梁毛毛介紹，從1953年進廠到1990年6月退休，我始終在鍛造工作崗位上，一干便是整整37年。37年來，我從一個普通工人，一級、二級、三級……最終成長為一個八級工老師傅。1979年，梁毛毛還被評為杭州市先進生產工作者。同年，又被評為浙江省勞動模范。1977年和1982年，他分別到北京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02 礦上的“活字典” “我們那時候，參加工作第一天就跟著師傅學習，從怎么使用扳手、怎么掄大錘、怎么接電線開始，手把手給我們傳授技術。好多師傅都是七級工、八級工，平時看起來沒什么出眾的地方，干起活來，一出手就知道不同凡響、身懷絕技。”陽泉市白羊墅煤礦職工余建法說。

余建法的爺爺和父親，都是山西省陽泉市白羊墅煤礦的職工，祖孫三代皆為礦工，堪稱礦工世家。余建法的父親余芝，1950年在白羊墅煤礦連莊分礦參加工作，是實行八級工資制后的第一批“八級工”。余芝沒念過幾天書，文化不高，但他的悟性好，能吃苦，肯鉆研。在機電隊參加工作后，每遇到技術難題，就虛心向別人請教。對技術參數這些其他人看來很枯燥的東西，余芝卻很喜歡。

山西省白羊墅煤礦連莊分礦機電人員留影（余建法提供） 每次礦上有新的、難的機電設備安裝維修任務，余芝從沒有“躲”的想法，總是主動接下來。不懂就學，就琢磨，邊學邊做，晚上睡覺都在想問題。余芝說：“做技術工作，一定不能推三阻四，不能怕困難，否則是提高不了的。每個難啃的骨頭，都是動腦筋的機會，都是開竅的機會。開竅了，提高就快了。”

就這樣，久而久子，余芝成了礦上的“活字典”，全礦成百上千的機電設備零配件，他不看圖紙、不看賬冊，隨口就能說出這個零配件的安裝位置、規格尺寸、安裝要求、庫存數量、庫存位置、生產廠家等。

“當時，不要說成為八級工，就是評上五級工、六級工，在企業和社會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們的技術水平確實不簡單。”白羊墅煤礦退休職工梁云娥說。

山西省陽泉市白羊墅煤礦技術工人 向年輕工人傳授經驗（梁云娥 提供）

1960年前后，白羊墅煤礦有職工1300多人，但是能評上八級工的，也不過寥寥可數的幾個人：余芝、馬銀來、韓同發、趙來科、馬來、王慶云……但就是這么幾個人，卻支撐起了整個煤礦安全生產技術的一片天。在井下巷道，遇到落山懸頂、煤塵聚集、瓦斯突出等安全問題時，這些八級工總會及時出現在工作面，檢查隱患、排除風險，安排工作，部署調度。甚至在緊急關頭，在生與死的嚴峻考驗面前，這些八級工都是不畏艱險，逆向而行，刀山敢上，火海勇闖。

山西省地方國營汾陽煤礦安裝鍋爐時 技術工人合影留念（余建法 提供）

03工廠的標桿人物

88歲的“杭鋼”八級鉗工郭裕泉29歲被評為八級工，那是1959年。“當時一級工每月32元，八級工108元。那時候的108元絕對算高工資了。”郭裕泉說，那個年代里，八級工是一個讓人羨慕的身份，算是工廠的標桿人物，代表著高技術和高收入，政治上和作風上也都是走在最前面，備受推崇與尊敬。

新時代呼喚八級工 “按勞分配”的八級工資制，從1956年正式建立和實行，至今已有60余春秋。八級工資制，對完成國家生產計劃、改善職工生活，以及在工人技術等級分層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八級分層制度的技術標準，明確、清晰、可考核、可操作，社會效果也較好，體現出了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差異，有利于引導工人追求高層次、高水平的勞動技能，在當時受到了企業工人和全社會的普遍認可。 隨著國家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八級工資制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1985年，《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公布，這項被稱為“結構工資制”的改革開啟了第二次全國性工資改革的進程。

雖然“八級工”已經成為過去時，但其折射出的對文化技術的追求、對勞動者的尊重、對個人自身價值的肯定，一直讓人們念茲在茲。 “現在國家都在提倡工匠精神，我覺得工匠精神不僅是要有精湛的技藝，還要有吃苦耐勞樂于奉獻的無私精神。”杭州汽輪集團六級車工84歲的趙大隆說：“我們那個時代的‘工匠’，為了國家的建設刻苦上進勇于奉獻的工作態度，希望這段歷史能夠對新時代的工匠們起一些引路的作用。” “八級工”有多少？僅6% 當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支規模日益壯大、結構日益優化、素質逐步提高的高技能人才隊伍，但無論總量還是比例仍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的要求有相當差距，高技術人才還存在結構問題突出、人才斷檔等現象。 目前，高級技工月薪已普遍超過萬元，一些技術過硬的“八級工（這里指的是高技能人才）”崗位年薪甚至突破20萬，并有多重福利保障。例如，足額社保、單人公寓等。 然而，市場上高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仍舊十分突出。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崗位數與求職人數之比）一直在1.5∶1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1以上。 據人社部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我國技能勞動者超過1.65億人，占就業人員總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萬人，占就業人員總量的6.2%。 我國近年來大力推進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但卻面臨“設備易得、技工難求”的尷尬局面。高質量發展需要一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也需要一流的技能人才。 高質量發展需要更多“八級工”，“八級工”代表的高技術、高收入和不低的社會地位，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培養高技能人才，解決人才結構性矛盾，提醒我們別把“八級工”遺留在歷史河流里。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至今日，建設制造大國、提倡“工匠精神”，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然而，今天我國制造業體量巨大，卻缺乏核心技術，長期處于產業鏈條的末端。我國大力推進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卻面臨“設備易得、技工難求”的尷尬局面。 高質量發展需要更多“八級工”，這并不是要恢復“八級工”制度，而是讓“八級工”代表的高技術、高收入和崇高的社會地位，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得到繼承和發揚。 高爾基說：“我知道什么是勞動：勞動是世界上一切歡樂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我們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都是由勞動、由人們勤勞的手創造出來的。” “八級工”，是伴隨著新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建設者和勞動者，是一個城市、那個時代和社會的縮影，我們不能忘記他們，時代不能忘記他們。 我相信，不論時代巨輪如何地風馳電掣，對技術的追求和對技術工人的尊重，是一個社會永恒的主旋律。在今天呼喚大國工匠的時代背景下，“八級工”身上那種兢兢業業、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應該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