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萬物皆可數字化的時代，衣、食、住、行被有條不紊地安排到一部智能手機中，解鎖屏幕即點亮生活。

不過，便利和高效并不屬于所有人，對不少中老年人而言，智能手機及與之相關的一切都意味著“麻煩”，而不能解決“麻煩”又會衍生出新的麻煩。

不會在網上購票，只好去火車站的窗口現場排隊；沒用過打車軟件，急著出門時根本攔不到車；對手機支付無所適從，不得不面臨難以找零的尷尬……

再加上無處不在的防疫健康碼、通信大數據行程卡、健康申明填報……疫情仿佛一柄凸透鏡，不僅將這些窘境無限放大，也讓“無健康碼遭遇拒載”、“不掃碼不能進站乘車”等遭遇成為焦點，寸步難行的背后是一顆顆被灼痛的心。

二十多年前，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就在其所著的《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提到，盡管許多人擔心信息技術會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使社會陣營日益分裂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匱乏者、富人和窮人，乃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真正的鴻溝橫亙于兩代人之間。“當孩子們霸占了全球信息資源，并且發現只有成年人需要見習執照時，我們必須在前所未有的地方，找到新的希望和尊嚴。”

如今，預言成真。數字化高速列車疾馳而過，載滿歡聲笑語，奔向嶄新的未來。但還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用盡全力追趕，卻唯有一臉落寞地望著車尾漸行漸遠。

在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看來，人類的每一代都會比上一代更加數字化，也就是說，他們曾經是我們，我們終將成為他們。

在不知不覺間掉隊

老家進出小區不再要求出示健康碼后，池枝松了一口氣，因為“終于不用擔心我媽又找不到健康碼了”。

健康碼開始全面推進時，池枝已經返回了工作所在的城市，她只能自己先操作一遍，再對著手機在電話里一步一步地教媽媽如何申領。“五分鐘就能搞定的事情，用了半個多小時。”

這只是開始，怎樣調出健康碼才是更大的難題，池枝不止一次接到媽媽急吼吼打來的求助電話，或者是在小區入口，或者是在超市門前，主題只有一個——“健康碼丟了”。后來，她給媽媽發去了一張手繪的流程圖。“我媽就是記不住位置在哪，這樣看起來可能更加直觀一些。”

記不住的還有應雪的爸爸，即使應雪為他設置的手機鎖屏密碼是“0000”，“第二天他就不記得了”。應雪告訴新浪科技，和自己在忘記密碼時會憑猜測輸入不同，爸爸不敢嘗試，原因特別簡單，“怕把手機弄壞了”。應雪反復解釋過，手機沒那么容易壞掉，實在不行可以重啟，但作用不大。“我爸直接說，重啟你確定能恢復嗎，如果不能而且你又不在家，那我怎么辦？他對‘壞了’的定義比較寬泛，他不能解決的統稱為‘壞了’，所以他用智能手機都是小心翼翼的，問我問得最多的就是：‘這個能按嗎？’”

不僅是智能手機，在各類數碼產品的使用上同樣如此。周理的媽媽是國家科研機構研究員，用他的話說是“40多年的理工女”，但對數碼產品幾乎一竅不通，家里配備的“蘋果全家桶”基本閑置，微信使用水平停留在語音電話和視頻通話階段，從來不發朋友圈，也不刷朋友圈。

疫情期間，周理的媽媽就職的研究所要求通過Zoom App進行視頻會議，周理目睹了媽媽用iPad不關攝像頭、不關話筒也不開聲音的“神奇操作”。“她還吐槽我買的iPad壞了，不好用。”

“也許對老年人而言，再簡單的用戶界面都不夠簡單，恨不得每一步都加上提示引導才行。”龔寧感慨，在爸爸學會網上購物后，她突然產生了一種類似于父母剛看到嬰兒開口說話的心情。在她眼中，當了一輩子兵的爸爸從小到大都特別優秀，退休之后卻像變了一個人，對智能手機操作不熟悉，也不愿意學習，即使自己主動教都會被對方拒絕。“教起來并不順利，學得非常慢，真的是經過刻苦練習和不懈努力才學會發紅包、發朋友圈。”

龔寧認為，不想學和學得慢之間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循環問題，背后存在一個因素——心理落差。“估計我爸是覺得自己落后于時代了，相對來說，智能手機這些東西太新了，他缺少自信、既沒有那么大的學習動力，也不好意思總是問我，他們這個年代可能很多人都這樣。”

“我不想讓孩子教”

在學習用智能手機這件事上，今年剛60歲的趙莉已經數不清女兒沖自己發了多少回脾氣。“每次到最后她都氣得夠嗆。”

其實大部分是極其簡單的問題，比如淘寶商品的分享。趙莉曾經想讓女兒幫忙購買一件沖鋒衣，但她發現，鏈接發不出去了。分享——復制鏈接——到微信里長按——點擊粘貼——發送，這是女兒休假回家時手把手教過的鏈條，可趙莉剛執行到第二步就卡住了，“找不到，記不住”。

趙莉給女兒打了一個電話，最終在遠程指導下成功發送鏈接，就是用時比較久——二十多分鐘。聽著電話另一端的聲音越來越大，趙莉知道女兒失去了耐心。“她后來都是用吼的，我并不想耽誤她的時間，她在那邊生氣，我也跟著著急。”

和趙莉面對淘寶的手足無措一樣，井蘇的媽媽不會查找商品，不會下單，唯一順利完成的動作是“點進去”。于是，井蘇成了一臺“淘寶使用說明復讀機”。“我比較暴躁，我媽問的多了就容易發火，她確實一點都不懂，道理我都明白，下一次還是忍不住和她吵架。”

62歲的王江雁準備開始學習使用淘寶和支付寶。“不會網上購物真的不方便，還得讓孩子去買。”她將付款視為智能手機使用中最難的功能之一。有一次，她買了8.4元的西瓜，用微信付款時不小心多打了一個小數點，花出去84元，發現后又跑回去找老板退款。還有一次是買燒雞，“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出現了少付款的情況，進家門才意識到金額不對。烏龍的次數多了，她決定每天用一次微信支付，終于慢慢熟練了起來。

“太難學了。”卡住是常有的事，每到這時，超市就成了王江雁最好的訓練場。她會在排隊結賬時觀察前面的人怎么付款，也會向售貨員請教掃碼的過程。“我不想讓孩子教。”王江雁希望妹妹能夠教她，不僅因為是同齡人，更關鍵的在于“短時間內我還是學不會，得讓時間充裕的人來”。

被難倒的不只是學的人，還有負責教的人。古芊的外公今年八十多歲，由于耳朵聽力不好，無法打電話，微信升級為可選擇的交流途徑。“光是怎么進入微信就教了好半天，我媽缺乏耐心，我也崩潰了，最后只有我老公還在努力，然而成效甚微。”古芊介紹，外公是醫生出身，通曉英語，年輕時還自學了日語。“我外公算是比較好學的人了，但學習使用智能手機對他這個年紀的人來說，還是太難了。”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下文簡稱《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40億，其中50歲及以上網民群體占比由2020年3月的16.9%提升至22.8%。互聯網正在進一步向中高齡人群滲透，但他們之中，依然有相當一部分人，被這個日益數字化、智能化的世界拋在了身后。

圖/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一個結果，兩種心態

“他們不是被數字化拋下，是不愿意相信與自己多年來固有認知相悖的一切。”談及爸媽對智能手機的抵觸，金錫語氣里透著無奈。

《報告》顯示，當前我國非網民規模為4.63億，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和設備不足是他們不上網的主要原因。

圖/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這三條里，我爸媽只符合第一條，但最核心的問題絕對不是這個。”盡管從事互聯網相關工作，金錫每年春節假期加班都必須開手機熱點為電腦連網，因為家里沒有WiFi。“我爸說他和我媽根本不用什么數碼產品，WiFi只是擺設，相當于浪費錢。”

在金錫的敘述中，困擾他的除了WiFi的缺席，更多的是爸媽對于新事物的拒絕：在家時手機一定關閉流量，根本聯系不到人；不會使用手機銀行，每次回家都要塞給他一大疊現金；媽媽對在淘寶購物一知半解，他想教卻得不到回應，只有在買錯時會接到媽媽打來的電話，要求他跟店家協商退貨……“我和他們講了很多遍，不會我可以教，可我爸媽堅稱他們不需要，也不想學。”

吳敏的爸媽則剛好相反，除了在視頻平臺下載美劇學英語、帶吳敏的爸爸一起看直播，吳敏的媽媽還摸索著在支付寶上給她購買了保險。她為爸媽開放積極的態度感到驕傲，也樂于解答他們在使用智能手機方面的提問。“很多中老年人的癥結在于自以為是、固步自封，所以會比較排斥這些東西，我很慶幸我爸媽沒有。”

不過，還有一些人，他們與金錫的爸媽走向了幾無二致的結果，出發點和所持心態卻截然不同。

比如歌手李健，他不僅沒有微信，在《中國好聲音》后臺和李榮浩互留手機號碼時，掏出的還是一只諾基亞老式全鍵盤手機。很多朋友抱怨李健不用微信、電話打不通、只能發短信，他在一次演講中解釋，手機給他帶來了更多的干擾，所以這的確是有意而為之。在他看來，對做音樂、搞創作的人而言，“需要的是知識和智慧，很多信息沒有太多用處。”

作為一個同樣遠離微信的“異類”，白巖松坦言，不想在那么多的朋友圈里待著、去看別人都在怎么活著，畢竟他連自己怎么活著都沒太搞明白。“我覺得時間是有限的，一天就只有24個小時，朋友圈里有價值的東西沒有那么多。”他甚至形容手機“正在成為手銬”。“我和手機不是很親。”他說道。

他們明明可以過上更為數字化的生活，卻毫不猶豫地留在了原地，將更多的時間用于閱讀、創作、健身、聽音樂……

一邊是不會且不想學習，一邊是可以會但不需要，一個方向，兩種心態，都是個人選擇。

能不能留下一扇窗

然而，可選擇的空間正在變得越來越小。

國慶長假前，趙莉和老伴前往位于郊區的植物園賞花，卻連門都沒能邁進去。“要求先掃碼后買票，給他們看了健康碼，他們說我們這個是市里的，已經失效了，現在統一用省里的。”

“市里的”和“省里的”有區別嗎？趙莉不懂，但在研究半天更新未果、出示身份證也無濟于事后，她意識到，自己和老伴可能白跑了一趟。“沒有健康碼就不讓你逛，沒辦法。”

事實上，即使擁有健康碼也可能被旅游景區“拒之門外”。

為了落實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關于完善門票預約管理制度的通知，在完善疫情防控機制前提下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國慶長假期間，全國多地A級旅游景區按照“限量、預約、錯峰”要求，全面實行門票預約，除了老年人等特殊群體外，嚴格控制現場售票和現場取票的數量。

作為“特殊群體”，64歲的齊和來到故宮門口才知道必須預約，且前后幾天的門票在9月底就已售罄。于是，他以人山人海為背景自拍了兩張照片。“來都來了，留個紀念。”

故宮的數字化程度有目共睹。2017年國慶長假期間，故宮首度試水線上售票，當年10月10日，線下售票窗口全部拆除。三年來，故宮的售票系統逐步升級，但直到今天，依然有游客聚集在曾經的線下售票窗口，希望可以現場購票。

不只是旅游景區，部分過去只收現金的車管所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各業務的繳費方式只剩下手機支付一種，不再收納現金。武漢大學城市安全與社會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就曾遇到過掃碼預約、抵達現場后還要掃碼繳費的情況。“我問他們，沒有手機的人或不會掃碼的人怎么辦，他們說‘現在誰沒有手機呢？’”

餐飲門店亦然。當下，即使是一家不到十平方米的面館，桌面也明晃晃地貼著“掃碼點單”。吳敏回憶，某一次去吃烤鴨，隔壁桌是一位頭發花白的爺爺，帶著一個年紀很小的男孩。“爺爺點了一個小豬形狀的豆沙包給男孩，自己吃了一碗米飯，很普通的兩個人，但爺爺不會掃碼點餐、和服務員學習了很久才成功下單的情景，我到現在也忘不了。”

吳敏說，這讓她想起了去世多年的外公。“他為了哄我開心、帶我吃好吃的，或許也會這么努力地去學習掃碼點餐吧。”講到這里，吳敏停頓了一下，“就是過程看起來太心酸了，不管怎樣，還是希望可以給他們這些老年人留一扇窗。”

尚重生認為，當前的數字化推進“有點過分了”，他稱之為“信息化技術反人類”。“疫情防控需要無可厚非，但現在什么都要求掃碼、預約，線下窗口全部取消，一律搬到線上，流程又很復雜，即使是經常操作的人，也不見得能夠全部搞定，很多不會使用的中老年人就被排除在外了。”他指出，“所有人都有智能手機并且會用”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這是不對的，還有一些不太認識字的人，以及殘障人士，線上的相關設計應該考慮到線下這部群體的實際狀況。”

微小但切實的改變

畢竟，智能手機與大多數App的通用設計，已經脫離了部分中老年人長久以來的認知體系。

古芊的外公就無法理解為什么長按一段微信對話，會彈出一行功能鍵。“只能讓他死記硬背，先點哪個，再點哪個，最后點哪個。”

相比與數字化共同成長、被稱為“數字原住民”的年輕一代，中老年人被迫住進了“數字移民”的角色。尚重生強調，他們的生活、記憶，包括掌握的技能，都是過往時代的一種呈現和象征，沒有誰可能超越時代加諸于他們身上局限性。“誠然，通過學習可以彌合與時代之間的鴻溝，但總有人難以適應某一個嶄新的時代。”

生產工具的演變史也是與“經驗”相關的淘汰史，立于時代潮頭者有之，被淹沒者同樣不計其數。浪潮之中，科技企業放下一葉扁舟，帶來了一些看似微小卻足夠切實的改變。

華為、小米等手機廠商均推出了適用于中老年人的簡易模式、極簡桌面，可以自行放大圖標和字體、綁定桌面圖標、語音播報和一鍵撥號，支持關閉下拉通知欄、進行遠程桌面連接等。

愛奇藝旗下智能電視應用奇異果TV去年推出了“AI長輩模式”，除了專屬頁面、無交互自動播放等設計，還增添了遠程子女代登錄、親情付功能。

針對中老年人群體，支付寶在去年6月上線了“關懷版”小程序，集合掃碼、付款、繳納水電費、掛號問診等常用功能，并將字體放大。該小程序被添加后，將出現在支付寶首頁中心位置，可一鍵直達。支付寶發布的《2020老年人數字生活報告》顯示，過去半年，“關懷版”小程序訪問量同比增長6.6倍。

語音搜索也成為了App的“標配”，京東、高德地圖、美團、百度、夸克等平臺型應用均在鍵盤上方附加了語音輸入按鈕。

盡管科技企業都在努力嘗試，以滿足中老年人對智能手機等數碼產品的使用需求，但預裝軟件、“訂閱”短信、權限獲取與多項冗余功能的存在，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用戶體驗。

池枝為新浪科技講述了她在機場的見聞：登機前，機場工作人員要求旅客掃碼，進行民航申報信息登記，兩個50多歲的中年人不知道如何打開手機定位，不得不四處借筆，手寫填表。面對中年人的求助，工作人員看了看他們的手機說：“每個人的手機不一樣，你們這個型號我也不了解。”

“企業是要承擔一部分社會責任的。”尚重生強調。他舉例稱，在提倡線上化的同時，企業應當盡可能地開辟線下窗口，讓“落伍”的中老年人享受到公共產品服務，線上與線下結合，才真正做到了人性化。“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很殘酷，就是經常在客觀上欺負了弱勢群體。”

“不會”也是一種權利

《“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下文簡稱《規劃》）指出，預計到2020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55億人左右，占總人口比重接近17.8%。

《規劃》提到，相關行業、企業要圍繞通信服務、電子商務、旅游休閑等重點領域，推進老年人適用產品、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基礎設施建設與老齡化社會并行，在商業化的同時兼顧中老年人群體、降低其使用門檻，不只是科技企業所面對的艱深課題，更是全社會共同探索的方向。

尚重生相信，如果既有學習的欲望，也有學習的條件和環境，大部分中老年人還是愿意擁抱新鮮事物的，包括子女在內的家庭成員等同于最好的老師。但他也補充，從未見過智能手機、電腦等信息化技術產品的人，為了謀生每日奔波、無暇顧及其他的人……都是客觀存在的。他們即使產生了學習的想法，如果沒有學習的時間和途徑，客觀上也無法實現。于是造就了這樣的現實——他們與我們同時走進了被數字化充斥的時代，卻始終沒有融入這個時代。“他們別無選擇，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悲劇。”

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一針見血：“每一種技術或科學的饋贈都有其黑暗面，數字化生存也不例外。當我們日益向數字化世界邁進時，會有一群人的權利被剝奪，或者說，他們感到自己的權利被剝奪了。”

基于這樣的背景，尚重生認為，在子女、科技企業之外，政府有義務保障中老年人群體的權利，以制度為后盾，強制性保留線下窗口，并在人員補充、機構設置和經費劃撥等方面做出安排。“要給他們生存在這個時代的機會。”

在他看來，不會使用智能手機、不會下載App、不會預約甚至不會掃碼，本身也是一種權利。“所謂‘落伍’的中老年人，其實完全可以有‘不會’的權利。”

不可否認的是，就像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預測的那樣，隨著技術的發展，每一個時代都將出現“落伍者”，這是一種必然。但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也沒有資格教育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所有人，整齊劃一地告別一個時代，去往另一個時代，無論我們是否終將成為他們，即使我們永遠不會成為他們。
責編A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