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商業困境的5G時代

5G作為新一代通信技術的先進性毋庸質疑，但衡量5G是否成功，還要看能不能通過市場考驗為產業帶來商業回報，而當前5G繁榮發展的表象卻難掩其背后在商業回報上遲遲找不到出路的困境。

當前，5G用戶數不斷增長，5G網絡的數據流量也持續攀升，但運營商的日子卻并未因此好過。

雖然推出5G服務對于遏制ARPU值（每用戶平均收入）自4G時代開始的持續下滑起到了一定效果，全球范圍的移動數據流量也以平均每兩年翻一番的速度呈現出驚人的增長勢頭，但行業咨詢機構Omdia的報告顯示，全球通信運營商的業務收入降幅卻從2022年二季度的1.6%擴大到了2023年二季度的3.8%，（如圖1所示）。

圖1 2018—2023年全球通信運營商業務收入同比變化情況

不僅行業平均水平如此，那些率先商用5G技術的領先運營商也面臨著同樣的境況。作為全球最先推出5G業務的市場之一，中國用戶的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在2022年底達到了2618億GB，是5G商用之初2019年1220億GB的2.15倍；但2022年的移動數據流量業務收入為6397億元，僅比2019年的6090億元增長了5%（如圖2所示）。

圖2 2017—2023年國內三大運營商移動數據流量業務收入及增速

不僅現狀如此，未來或許也難有改觀。行業咨詢機構Omdia預測，未來五年，由于5G的普及，全球的移動數據流量將增長218.9%，但移動運營商的業務收入卻僅增長14.6%，用戶ARPU值還將下降7.5%（如圖3所示）。

圖3 2019—2027年全球移動運營商業務收入與移動數據流量的變化情況

速率更快的5G推動了數據流量的大幅度攀升，卻未能給運營商帶來收入的顯著增長，為了承載海量數據流量而進行的5G網絡建設使得運營商的成本支出大幅度攀升。

首先是頻譜競拍成本。5G高速率、大帶寬、低時延的特性需要更高的連續頻譜支持，C-Band（3GHz~6GHz）成為全球5G網絡的主力頻譜，但由于優質頻譜資源的稀缺性，因此除中國外的其他絕大多數市場都采取了競拍方式進行5G頻譜資源的分配。

4G時代暴增的數據流量激發了運營商對于5G業務的樂觀預期，因此5G頻譜的競爭格外激烈。2020年初，中國臺灣拍賣3.5GHz頻譜，5家運營商共計進行了200多輪的出價才塵埃落定，最終以每10MHz帶寬約1.68億美元的中標平均價刷新了此前意大利頻譜拍賣創造的1.07億美元的世界紀錄（如表1所示）。

表1 全球3.5GHz頻段每10MHz帶寬拍賣價格（單位：萬美元）

其中，“CHT電信”以約15億美元獲得3.5GHz頻譜的90MHz帶寬，遠傳電信以約13.5億美元獲得80MHz帶寬，臺灣大哥大以約10億美元獲得60MHz帶寬，而實力弱小的亞太電信和臺灣之星則未能中標3.5GHz頻譜，并最終在2023年分別被遠傳電信和臺灣大哥大并購，甚至未能跨過5G時代的門檻。

但5G頻譜拍賣的世界紀錄并未止步于此，2021年2月24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宣布C-Band（3.7GHz~3.98GHz）拍賣結果，拍賣總金額達811億美元，創造了FCC有史以來的最高拍賣紀錄。其中Verizon出資455億美元獲得了160MHz帶寬，AT&T出資234億美元獲得80MHz帶寬，T-Mobile出資93億美元獲得20MHz帶寬，三家運營商每10MHz帶寬的中標平均價飆升到了30億美元。

其次是5G網絡建設成本。電磁波頻率越高，波長越短、傳播距離越近、信號越容易衰減的物理特性，決定了在主流C-Band上進行5G網絡建設的成本遠遠高于頻譜集中在3GHz以下的4G：一方面要達到同等覆蓋規模，所需的5G基站數量必然要多于4G；另一方面大帶寬、低時延的無線新空口技術要求5G采用更高性能的處理芯片、射頻單元及大規模天線陣列等，進一步拔高了5G基站的造價。

以中國市場為例，來自工信部的通信業統計公報顯示，從2019年到2022年底，三大運營商用于5G網絡的CAPEX（固定資產投資）累計達到了5800多億元，建成5G基站231萬個，平均核算每個基站投資25萬元人民幣；而截止到2019年底，中國市場的4G基站總量為544萬個，三大運營商的4G網絡CAPEX累計達5068億元，平均每個基站投資僅9.3萬元。

從全球范圍來看，行業咨詢機構Omdia報告顯示，自2019年三季度啟動5G網絡建設開始，全球通信行業在移動網絡上的資本開支逐季增長。

最后是5G網絡的運營成本。5G高頻譜、大帶寬的特性使得Massive MIMO（大規模天線技術）成為標配，與4G網絡的4天線、8天線相比，5G采用Massive MIMO技術的通道數可擴大到32或者64，天線陣子數可做到192、512，甚至更高，雖然其增益大大超越4G設備，但也由此導致5G基站的單站能耗遠高于4G基站。

仍以中國市場為例，中國電信在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自2019年啟動5G網絡建設開始，其在網基站每載頻耗電量持續攀升，到2022年底已經達到1438千瓦時，是2018年的2倍多（如圖4所示）。

圖4 2018—2022年中國電信基站每載頻年耗電量

對于運營商而言，更高的單載頻、單基站功耗，意味著更多的電費支出。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的數據顯示，5G主流基站設備的空載功耗約2.2~2.3千瓦時，滿載功耗約3.7~3.9千瓦時，是4G基站的三倍多。經測算，以平均1.3元/千瓦時的轉供電價計算，一個4G基站每年的電費是20280元，一個5G基站每年的電費則高達54600元。中國電信與中國聯通到2022年底共建共享了近70萬個5G基站（不含室分站），每年僅電費支出就超過380億元。

盡管5G基站的系統容量和發射功率遠超4G基站，滿載狀態下每比特流量的平均功耗顯著低于4G，但對于5G網絡利用率尚處爬坡階段的全球運營商而言，5G基站的高能耗帶來的運營成本增加已經成為沉重的財務負擔。

總之，運營商用于5G的投資和運營支出隨著5G基站數量的增加而大幅增加，但5G的業務收入卻沒有因為數據流量的增加而顯著提升，投入與產出的不匹配反映到運營商的財務報表上，最直接的影響就是5G商業回報不及預期，導致運營利潤率的下滑。

以入選2023年《財富》世界500強的主要電信公司為例，排名靠前的中國移動（第63名）、美國Verizon（第64名）、美國AT&T（第78名）、日本NTT Docomo（第109名）、中國電信（第132名）和中國聯通（第267名），以2018年為起點，其運營利潤率基本都在逐年下滑（如圖5所示）。

圖5 2018—2022年財富500強主要電信公司運營利潤率對比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運營商截至2022年的運營利潤里，并沒有計入5G網絡建設的CAPEX。按照會計處理原則，運營商用于5G網絡的CAPEX至少要在5~8年后才會以“資產折舊”的成本形式納入利潤核算。

可以預期，如果運營商在5G業務的商業回報上遲遲找不到出路，無法拉動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長的話，那么3到5年后，將有大批運營商的利潤報表會被巨額5G資產折舊的入賬壓垮。

當下，雖然5G的CAPEX暫時沒有影響到運營利潤，但其給現金流帶來的巨大壓力已經讓實力較弱的運營商不堪重負：進入5G時代后，越來越多的運營商被迫啟動了包括戰略并購、銷減成本、大規模裁員等在內的一系列措施進行自救。

除了中國臺灣市場的亞太電信和臺灣之星沒有足夠財力競拍5G頻譜而被并購之外，泰國的第三大運營商DTAC也因未能獲得2.6GHz頻譜，在2021年底宣布與第二大移動運營商True Move合并。此外，為了通過規模效應降低5G建網和運維成本，西班牙運營商MasMovil與Orange、英國運營商Vodafone UK與Three UK相繼在2022年6月和2023年6月宣布了合并的決定。2023年底，美國移動運營商DISH Network由于投入5G網絡建設的資金出現短缺且危及到自身財務安全，被迫宣布與衛星通信運營商EchoStar合并，其CEO也被迫離職。

為了降低網絡投資確保現金流的健康，菲律賓運營商PLDT自2022年停止新建5G基站后，又在2023年上半年將已建成的7200個5G基站中的2500個改造回4G基站。2023年5月，越南政府啟動2.3GHz的5G頻譜拍賣，但面對每10MHz約520萬美元的拍賣底價，越南四家運營商竟然無一出價，導致拍賣流產，因此越南市場至今仍未啟動5G技術商用。

甚至實力雄厚的美國運營商AT&T也在2023年末爆出轟動業界的大新聞，由于5G業務回報不及預期，AT&T轉而把公司盈利的壓力轉嫁到了5G供應商身上。為了立竿見影地降低成本，AT&T采用Open RAN的開放網絡架構及獨家供應商的談判策略，與現有供應商愛立信和諾基亞進行了8個月的艱苦談判，最終愛立信做出巨大讓步，與原本每年要花140億~190億美元用于設備和服務采購的AT&T，簽署了為期5年的140億美元的5G建網合同，同時還要承擔替換競爭對手諾基亞全部現網設備的成本。

雖然Open RAN架構的5G網絡能否幫助AT&T在用戶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還有待觀察，但AT&T亟需在5G上省錢的目的暫時達到了。同樣為了省錢，越來越多的運營商轉而開始在更低的頻段上建設5G網絡，把原用于2G或3G的低頻網絡資源重耕用于5G，雖然采購成本大大降低，但2G、3G的低頻屬性與僅有20MHz左右的頻寬，使得5G技術高速率、大帶寬的特性大打折扣，這也被視為移動通信行業因5G商業回報不及預期而導致的技術向成本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