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醒著的時候，你能堅持多長時間不碰手機？10 分鐘？1 小時？1 天？1 周？

好友聚餐，一桌人都忙著和手機互動，沒人顧得上說話。地鐵車廂里，大部分人都在低頭玩手機。

2012 年，澳大利亞麥肯廣告公司和 Macquarie 大詞典一起創造了“Phubbing”這個詞，它由“phone”（電話）和“snub”（冷落）兩個單詞組合而成，讀作“發病”，用來泛指那些只顧低頭玩手機，而忽略、冷落家人、朋友和周圍世界的一類人或一種現象，中文一般翻譯為“低頭族”。

低頭族不但冷落了親朋好友，還給自己造成傷害，有時候這種傷害可能是無法彌補的。除了長時間低頭看手機導致的視力問題、頸椎問題，還有大量更直接的傷害案例，比如邊走路邊玩手機導致墜入深坑的、溺水身亡的、過馬路被車撞的。邊開車邊看手機導致的車禍幾乎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

手機已經成為我們身體器官的延伸，我們無法退回到沒有手機的時代，也不需要退回去，但我們確實需要某種外部力量協助我們從對手機的過度依賴中解脫出來。

前幾天的《紐約時報》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它的結論是，我們或許只能寄希望于 Apple 的幫助。《紐約時報》這篇專欄文章給出的理由是：

第一，Apple 的商業模式并不依賴設備的使用時長，因此它可以更妥善地處理設備的使用和健康問題；第二，Apple 不像 Google、Facebook 那樣依賴廣告盈利，但它卻能對廣告業務施加很大的控制力，它有制定規則的權力；第三，Apple 做什么總能引起業界效仿；第四，Apple 強大的營銷能力可以影響很多人，它的 Apple Watch 廣告就很好地傳遞了放下手機的魔力。

在回應兩名 Apple 投資人對于兒童沉溺手機問題的關切時，Apple 發布聲明表示，將提供更好的家長控制功能。Apple 在聲明中說：

我們深入地思考過消費者是怎樣使用我們的產品的，我們的產品又將給消費者以及其身邊的人帶來怎樣的影響。我們很認真的履行此項職責，我們必將達到并超出消費者的預期，特別是涉及到保護兒童方面時。

（Apple 關于保護兒童的聲明）

這只是保護兒童，實際上淪陷在手機里的不止是兒童，大量的成年人同樣需要被保護和被拯救。在美國市場，每售出 10 部手機中有 4 部 iPhone，Apple 對手機如何被使用確實有很強的話語權。但在中國市場，Apple 對份額僅 11%，市場集中度遠不如美國，即便 Apple 有心引領，怕也是力不從心。

能不能讓國內手機廠商肩負起拯救低頭族的使命？我是非常懷疑的。假設手機探測到用戶正在走路，用戶看手機超過 10 秒鐘就會收到提示“注意看路”，手機廠商愿不愿意做？假設發現用戶持續使用手機超過 1 小時，則提醒用戶注意休息，手機廠商愿不愿意做？挑戰人的欲望，往往會把自己變成惡人，保護用戶的舉措反而可能成為競爭劣勢，你覺得手機廠商會干嗎？

而且，國內的手機廠商很多都是把手機當成廣告平臺看待的，廣告業務也是它們的重要業務之一，他們完全無法做到想 Apple 那樣對待廣告。Apple CEO 蒂姆·庫克說，“當一項在線服務免費時，你就不再是消費者，反而成為被消費的對象。”我們作為國產手機產品的消費者，同時作為國產手機廠商賣給廣告主的產品，我們能夠指望他們為了保護消費者而損害自身的利益嗎？

如果指望不上國產手機廠商，是否可以指望那些超級應用的開發商呢，比如騰訊？

據 QuestMobile 的數據，有一批應用的人均單日使用時長超過一小時，可以說就是這些應用把中國用戶牢牢地釘在手機上。

（十個類別第一名應用的用戶黏性，數據來自 QuestMobile）

2012 年 7 月，微信發布了支持視頻通話的 4.2 版，在新版本的啟動引導頁中，微信聲稱希望用戶“少發微信，多和朋友見見面”。

（微信 4.2 版引導頁）

不過吊詭的是，7 年來，微信的用戶規模從零到 10 億，從聊天到朋友圈，從微信支付到微信紅包，從公眾號到小程序，微信能夠黏住用戶的地方越來越多。如果有一個應用在中國制造了最多的低頭族，我想非微信莫屬。自從有了微信，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在你面前，你卻在朋友圈給我點贊。

但是，微信又能為拯救低頭族做些什么呢？微信不會用永無止境的感性信息絆住你，不會誘導你關注熱門話題，就連跳一跳小游戲，如果你玩了太多把，微信都會提醒你該歇歇了。張小龍堅持微信的工具定位，堅持用完即走的產品哲學。微信的黏性，恰恰不是因為它貪婪，而是因為它克制。我們還能要求它什么呢？

作為中國最具黏性的手機應用，微信對于越來越普遍的手機依賴癥卻沒有任何責任。

所以，作為手機依賴癥患者，你幾乎不能指望任何外部的約束和矯正，你能夠指望的只有自己的理性和自制力。能夠拯救你的，只有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