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經濟是生產力進步后引發生產關系突破的經濟變革

原文有一段論述：

今天中國的互聯網平臺經濟，十分類似于一種自由放任的經濟形態。這種自由放任，導致工業時代已經形成并被普遍遵循的重要市場規范和制度，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市場經濟法治基礎的制度，包括勞工保護、消費者權益保障、產品質量保障、知識產權保護、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等，統統都歸于無效。

這段文字中提到的重要市場規范和制度實際上是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以市場經濟法制基礎的制度為體現。當這些制度統統無效的時候，就說明這個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生產力水平，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生產關系來適應。

還是引用原文提到的壟斷問題，互聯網本身就是壟斷的：根據梅特卡夫定律，連接的價值與連接的平方成正比。互聯網的用戶算是一個連接，那么互聯網的價值與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用戶數越多，互聯網的價值就越大。某個領域的互聯網用戶會最終會匯聚到一個平臺上［或幾個］（這樣的價值最大），互聯網的平臺天然具有壟斷性，那么《反壟斷法》必然成為互聯網經濟的阻礙，在未來的經濟關系中，需要另外的手段來保護壟斷行業消費者的利益，而不是通過反壟斷法。

原文還有一段論述：

在高收入國家，消費類服務業的快速擴張一般是出現在“去工業化”之后，也就是制造業占就業份額出現峰值過后，隨著制造業科技創新能力的大幅提升，出現產業鏈中勞動力密集部分的跨境外包和自動化替代，本國原有的制造業勞動力才會過渡到零售、餐飲等低附加值的消費類行業中，從而解決科技創新所導致的冗余勞動力問題。最早開始去工業化的是美國和英國，分別在1953年和1955年，當時制造業占就業份額的峰值分別達到26.4%和35.9%。日本、***地區和韓國分別在1973年、1987年和1989年開始去工業化，制造業占就業份額的峰值分別達到26.2%、35.2%和28.7%。

文中的高收入國家是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中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發展趨勢、發展經驗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高收入國家的去工業化，實際上是指制造業占就業份額的比重降低，制造業的勞動力流向其他行業。什么原因造成了去工業化？有兩方面原因：

1、生產力水平提升。隨著科技的進步生產力水平提升，制造業的自動化水平快速提升，從制造業中解放了大量的勞動力。

2、制造業流向其他國家。不同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同，導致了不同國家的收入水平不同，從而形成了產品在不同國家的成本不同，高收入國家的制造業會流向收入相對較低的國家。美國和英國是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分別在1953年和1955年制造業人口比重最高，之后制造業人口比重下降；而這個階段日本韓國的制造業開始起步，制造業開始流向日本韓國。日本1973年制造業人口比重最高，***、韓國的制造業開始起步；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制造業開始承接全球制造業后，***、韓國也開始了去工業化。

制造業人口從制造業流出，主要是制造業要求的人工工作時間降低導致。制造業要求的人工工作時間＝制造業人口＊工作時間。制造業工作時間的降低，一方面帶來制造業人口的流出，另外一方面帶來的是工作時間的減少。

高收入國家的工作時間在持續降低。當工作時間減少后，意味著業余時間的增加，過多的業余時間如何消耗？進入娛樂消費，將促進娛樂行業的發展；進入體育消費（包括參加體育活動，和觀看體育比賽），將促進體育行業的發展；外出旅游，將促進旅游行業的發展。

概括一句話，當工作時間減少后，將進入服務業（第三產業）；當第三產業的需求快速增長的時候，必然意味著服務業的供給不足。這個時候服務業將面臨著需求與供給的不平衡，這個不平衡就會體現在價格上。體育、娛樂相關的服務業就會獲得較高的利潤率，高利潤率的行業會形成關鍵資源的搶奪，體育、娛樂產業的體育明星、娛樂明星是這兩個行業的關鍵資源，所以體育明星、娛樂明星的高收入（比科學家的收入高）現象就可以理解。

在生產力取得突破后，社會矛盾發生了變化，從解決產品供給不足，轉變為服務的供給不足。根據工業革命的經驗，工業革命解決的是產品供給不足的難題，是通過生產的規模化，提高制造業的社會分工來實現的；而未來的主要矛盾是服務的供給不足的難題，是否可以通過服務的規模化，提高服務業的社會分工來實現呢？

在工業服務大會演講：服務業革命開啟服務業文明有詳細的介紹。

互聯網是天然的服務業規模化的工具，所有的互聯網企業都是服務業。互聯網經濟是解決服務業供給不足的難題后，形成的新的經濟模式。

新的生產關系需要新的經濟理論

現在主流的經濟理論、管理理論是在工業革命后建立起來的，是適應工業文明的理論；而互聯網經濟下的生產關系是解決新的矛盾，與工業文明的會有不同。經濟條件變了，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原文很多經濟的研究方法是用工業文明的研究方法，在新的經濟環境下是否適用？新的經濟條件下，哪些指標還適用？哪些方法不適用了？

以下引用了原文的內容：

后發國家的工業化歷史，非常形象的說明，外來科技的沖擊力是非常強的，一是后發國家不得不跟隨，因為創新的技術和產品是稀缺資源，具有高附加值；二是要跟隨發展就會有高昂的付出。直接引入外來科技雖然可以帶動本國在某些領域快速發展，但尚未發展的那些部分，仍將掣肘未來發展。所謂“彎道超車”，最終是一種補貼或者取舍狀態下的局部追趕或超越，長期來看，那些“局部之外的部分”，正是未來的局限性所在。今天欠的債，以后總是要還的。正如今天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無論從連接數量、使用人群和覆蓋面來講都堪稱全球領先，但技術本身不會帶來全方位的進步，以往的問題仍然存在，很多看似新的問題，說到底，仍然是遺留問題。

原文這段內容，實際上是在講在工業文明時代內，工業的外來科技的影響。比如發達國家，在工業化的進程中，科技是在需求驅動下逐步迭代發展的，很多技術的迭代是通過構建生態來完成，在生態下，需求、技術、相互促進，需求促進技術研發，新的技術激發新的需求，在迭代中完善的。

后發國家的技術多是引進和模仿，雖然引進的技術可以帶動本國某領域的快速發展，但引進的技術，缺乏原創性的研發。在工業生態已經完善的條件下，工業生態體系內的技術，實際上是很難彎道超車的。

就比如汽車制造生態，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完善的汽車設計研發生態、制造的供應鏈生態、汽車后市場生態。在這個生態下，已經實現了分工體系，而新經濟體如果計劃進入汽車制造生態，在沒有形成規模優勢的情況下，產品在質量、成本上都沒有競爭力，這個鴻溝很難跨越。

所以在工業文明下，工業技術超越是非常困難的。

從管理維度上，后發國家在管理理論上也是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很多經濟學研究的指標、研究方法還在使用工業文明的指標。某些指標是否還適用？

在工業文明早期生產力不足，產品的供給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生產力是瓶頸，為了解決生產力不足的問題，就需要鼓勵人通過勞動獲得收入，不勞動就無法獲得生存條件，所以在工業國家，有一個重要的經濟指標：失業率。

在工業文明后期，生產力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從總量上，產品的供給已經可以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在制造業上工作，就能滿足人們的需要，之后，生產力的進步，一方面解放人的工作時間，另外一方面將人從制造業解放出來。這個時候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資源的利用效率，所以發達國家開始提倡綠色制造、循環經濟，其目的都是提升資源的使用效率，以后解決的將是優化的問題，未來失業率還會是經濟的主要指標嗎？我認為失業率將不再是主要指標。

正因為社會的基本矛盾變化了，生產關系會變化，互聯網經濟的基礎理論也需要隨之發生變化。原文的很多結論是用工業時代的經濟理論，去討論未來經濟條件下的結論，所以某些結論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看原文的以下結論：

中國的互聯網經濟是非常典型的平臺模式。互聯網作為信息技術的應用，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并非只能通過這種模式。信息革命對整個經濟形態的重塑，對農業、制造業以及服務業的影響，顯然不可能只局限于平臺模式。平臺模式之所以在中國成為互聯網經濟的典型甚至幾乎唯一的模式，正是由于它在承接制造業勞動力轉移的基礎上，契合了低附加值行業的規模化需求，具體而言，就是擴大了低附加值工業制品的消費規模（也就是將廉價產品通過網絡賣給更多的人），以及實現了低附加值服務業的規模化效應（家政、餐飲、外賣和出行等），而這些工業制品和服務行業的利潤率其實是非常低的，規模化并不能直接改善其利潤率。尤其是當在互聯網平臺上的流量獲客成本越來越高，互聯網平臺逐漸成為選擇產品的最主要渠道時，平臺對這些低附加值行業的盤剝還會進一步加重。而在其他很多領域，受限于制造業基礎的薄弱，信息技術對生產率和利潤率提升的貢獻甚微，在高附加值產業類型本身就十分有限的前提下，信息技術連與高附加值產業結合的前提都不存在，談何以信息化促進創新？

看原文的幾個結論：

1、信息對農業、制造業、以及服務業的影響，顯然不能只局限于平臺模式。

2、規模化不能直接改善低附加值產品（或服務）的利潤率。

3、信息技術與高附加值產業結合的前提不存在。

1、信息對農業、制造業、服務業的影響是否局限于平臺模式？

我曾經在《中國制造新起點：服務業革命開啟服務業文明》（原文鏈接是本書京東銷售地址）一書中介紹未來商業的特點是：（1）設備連網；（2）數據通過聯網匯聚到一個平臺上；（3）利用平臺上的數據形成智能、創造價值；（4）平臺上利益相關者形成生態，平臺有統一規則，生態成員在規則下可以獲得好的生存空間；（5）向服務轉型。

從對未來商業模式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未來的商業都是平臺模式；而原文作者也沒有找到一個互聯網企業的模式不是平臺模式的，只是推斷不能只是平臺模式，但現有的成功案例卻都是平臺模式。

其實觀察現在領先國家、領先企業在推動的模式，也都是平臺模式。

所以原文作者的這個結論恐怕不成立。

2、規模化不能直接改善低附加值產品（或服務）的利潤率。

這個結論顯然就是錯誤的！

一個產品的成本分：產品研發投產的固定投入成本，和產品本身的原材料和制造過程成本兩方面。如果一個產品銷售量大，會將這個產品的研發，生產的固定投入成本攤薄，從而降低每一個產品的成本。定制產品和批量產品的價格差別大，這個是一個主要原因。

而規模化后，原材料有更強的議價能力，生產的設備資源、人力資源的利用率會提高，會進一步降低成本。

成本降低了，不能改善利潤率嗎？

3、信息技術與高附加值產業結合的前提不存在？

不知道原文作者認為的高附加值產業是什么？如果從微笑曲線來看，制造業是低附加值，而研發、品牌、分銷都是高附加值的。

在品牌、分銷領域，互聯網都發揮了作用了。

而現在企業將研發協同的功能互聯網化，產品研發互聯網是否是高附加值？比如onship這家企業，就是互聯網化的產品研發工具。

還有小米，產品設計階段就讓用戶參與，產品設計是否是高附加值產業？

所以信息技術與高附加值產業結合的前提不存在的結論也是值得討論的。

在討論互聯網經濟的時候，我認為未來會形成全新的一套管理理論，而這些理論，有些會基于傳統的經濟管理理論中，比較通用的，比如分工提升生產力還會繼續發揮作用。但有些管理理論可能會發生變化，比如組織理論，未來可能會是大平臺＋小規模企業的組織管理形式為主，來替代現在的組織理論。從而實現規模效應與小企業的創新性兩方面的優勢。

彎道超車不等于換賽道

在工業互聯網領域，我一直強調換賽道，而不是彎道超車。

彎道超車實在現有的賽道上（現有的技術體系，現有的規則下），處于落后的賽（guo）車（jia），在環境變化（彎道處），超越對手。

彎道超車，只能比喻落后差距不大的選手，在環境變化不大的條件下的超越。

但換賽道，是重構一個新的規則，在新規則下，大家都處于同一個起跑線上，在新環境下搶領先位置。

在工業互聯網的全新賽道上，哪怕是西門子、GE的這些領先的公司，也處于摸索期，發達國家的領先優勢不明顯。在這種新的賽道上，企業應該在換賽道之處，就參與競爭，在摸索中，與發達國家共同前進。

互聯網具有非常明顯的規模效益，而中國的連接數優勢明顯，借助這個優勢，在新的賽道上，占據領先的位置。

在新的賽道下，可能傳統的模式都會發生變化：比如一些規定、制度，是不是可以嵌入到互聯網的工具、服務中，從而替代法律。

在互聯網平臺模式下，會有新的法律制度來規范數據、隱私。

如何在互聯網平臺下保證數據、信息的安全。

等等這些都是新的課題。

而借助互聯網平臺，也可以實現技術的突破。

比如產品研發，借助物聯網的大數據分析，可以獲得發達國家幾十年以來積累的經驗，從而實現技術的超越。

比如軸承這個行業，中國軸承企業沒有設計能力，而衡量軸承設計好壞的一個標準是，滾珠與軸套之間不能有滑動，只能是滾動。國內的軸承企業產品以逆向工程為主，根據國外的軸承尺寸來仿制。

但隨著物聯網技術的普及，利用軸承的運行數據，可以實時獲得軸承的數據，從而為軸承設計提供數據支持，提升軸承的設計能力。如果獲得不了軸承的數據，中國的軸承設計可能永遠都處于追趕的狀態，工業互聯網平臺為中國的設備制造企業提供了一個超越的機會。

在工業互聯網平臺上，生態還沒有生成，中國企業在平臺這個層面上是有機會構建生態的。在平臺＋生態的構建過程中，通過管理手段解決新的問題，從而建立新的規則，這個是一個摸索的過程。如果借助中國的規模優勢，中國企業能占據工業互聯網平臺的一席之地，一方面可以提升制造業技術能力，另外一方面能夠參與新的管理理論的建立。

就如中國的高鐵能力核心的是高鐵的集成能力，而高鐵的基礎技術能力還是有差距。但是通過高鐵集成，中國就能夠獲得高鐵運行的數據，了解每個零部件的設計指標，從而逐步完善，實現進口替代。但如果高鐵集成都是別國完成的，國內的高鐵零部件永遠不可能實現進口替代。

在全新生態的建立期，中國具有后發優勢。

比如國外的制度非常完善（傳統制度），必然會抑制創新的使用。

比如IBM的Waston曾經學習了一個美國醫院的所有病例，通過學習，Waston具備了最優秀醫生的診斷能力。但美國有法律保護個人隱私，這個具有專家能力的Waston不能行醫。

但中國在很多領域還沒有建立完善的制度，處于灰色地帶的領域還很多，這些灰色地帶的領域，是中國互聯網企業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優勢，中國企業可以嘗試，而美國企業不能嘗試。

結論

互聯網經濟，會帶來生產關系的根本變革，生產關系的變革會對社會形成深遠的影響。在生產關系變革期間，技術與規則相互迭代。

而互聯網經濟中國有后發優勢和規模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