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的上半場已經開創了一個新的商業文明。新經濟開始崛起，追其本質則是數據經濟。澎湃的數據浪潮正在拍打世界經濟和政治，一浪推一浪，人類正在把越來越多的日常生活決策交給數據和算法。那么在走到互聯網下半場的今天，數據經濟還能否帶來新的紅利？

智能社會中數據經濟的誕生

互聯網30年，我們在商業領域見證了巨大的變革。

在經濟生活中，有供給、需求兩方。商業的主要任務就是完成供需雙方的對接和交易。最早的交易方式是物理空間中的集市，從一根針到一頭牛，集市什么都賣，消費者想買到合意的東西需要邊逛邊找，效率很低。再到后來，人類開始建設專業的、細分的交易市場，服裝城、電腦城、書店、超市、菜場等，這本質上是通過分類提高商業交易的效率。

今天的商業超越了物理空間，人類通過互聯網打造了一個數據平臺。任何一件商品、一個購買需求，首先會在平臺上變成一條記錄和描述，即數據化。一家商店再大，能展示的商品還是有限的，沃爾瑪單店擁有的商品是4萬件左右，而且在傳統的商場，東西越多就越難找；而在數據平臺上，商品數量可以趨近無窮，無論消費者想要什么，都可以通過關鍵詞檢索，在以秒為單位的時間里找到。

在超市和商場，任何一個消費者都可能東張西望，這個貨架前看看，那個貨架前停停。這些行為雖然表達了消費者的購買意圖，但在傳統的商場和超市里面，沒有人會注意，也沒有人能注意。而在數據平臺上，鼠標的點擊和關鍵詞搜索就相當于那些“東張西望” “駐足察看”，它們都會被記錄下來，成為數據。隨著瀏覽、消費記錄的增多，消費者的行為模式和潛在需求就可以被分析、預測，平臺就可以主動向消費者推送他可能需要的商品，進一步提高供需對接的效率。

智能商業的本質：供需兩端的數據化和快速匹配

從電子商務到共享經濟，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新經濟，它最大的亮點不是出現了林林總總的新產品，而是供需對接、交易方式的變化。其實，從20世紀50年代人類進入信息社會以來，除了計算機和手機，顛覆性的新產品一直不多，互聯網帶來的主要是供需對接的效率革命。

如果說智能手機是新經濟時代為數不多的新產品，那么今天這個新產品也在因為數據連接而被淘汰。2017年 11月，支付寶推出了“車牌付”，即把車牌號和支付寶賬戶綁定，在經過公路收費站時，通過車牌自動識別，即可實現賬戶自動扣費，微信也推出了類似的服務。 未來的高速公路和停車場不需要現金，不需要卡，也不需要手機。近兩年來，一些餐廳、銀行、醫院也在嘗試“刷臉支付”，同樣不需要手機。人工支付的過程和行為正在消失，交易在走向自動化。

從大海撈針式的尋找，到以供需兩端數據化為基礎的自動匹配，再到支付和交易的自動化，今天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商品或服務的供需雙方都可能快速找到對方，以自動支付的方式完成交易。在邁向全自動的智能商業之路上更進了一步。

萬新之新，在于數據。數據化的變革還遠遠沒有完成，今天正在發生的是一切業務的數據化，即用數據的格式將一切業務過程記錄下來，形成整個業務管理和運營的數據閉環。未來10年間，我們將會看到，數據化從商業流通領域向生產制造、農業種植和社會治理領域高歌猛進。這個過程也蘊藏著無數的財富和機會。

個人數據是如何被收集的？

新經濟的集大成者當屬智能商業，而智能商業又依賴于供方和需方動態的、持續的數據化。這個需方就是消費者，智能商業非常依賴消費者的數據。這些數據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消費者的個人數據流，即源源不斷的個人數據。

為什么互聯網企業能夠記錄、保存如此海量的、細致的消費者數據？要明白這個問題，必須從鼠標的發明講起。

20世紀50年代，計算機被發明之后，在30多年的時間里，人類和計算機的交互一直是通過鍵盤輸入代碼來完成的，一個字母寫錯，計算機就無法理解指令，操作非常煩瑣。當時就有人聯想到汽車，能否給計算機設計一個類似于方向盤的操縱臺，讓人們可以像開車一樣，用眼睛和四肢直觀地控制計算機呢？

20世紀60年代，斯坦福國際研究院的恩格爾巴特開始專注于這方面的研究。幾經嘗試，他在1964年設計出了世界上第一個鼠標。這是一個帶滾輪的小盒子，可以像玩具車一樣滑過桌面，恩格爾巴特認為這是一款特殊的光標控制器，因此把它命名為“X-Y 屏幕方位指示器”。恩格爾巴特帶著它參加了1968年 12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秋季聯合計算機大會，這次演示引起了專業人士的關注。后來，人們給這個帶著電線尾巴的設備取了個綽號—“鼠標”，因為生動形象，這一名稱沿用至今。

然而，直到1981年，第一個商業化鼠標才誕生。1983年，蘋果、微軟紛紛推出自己的鼠標，鼠標成了計算機的標準配置。

正是通過鼠標，互聯網可以把訪問者的各種行為都轉化成數據。

以互聯網上最常見的網頁服務為例。網站被架設在服務器上，消費者通過瀏覽器瀏覽網頁，在這種瀏覽器—服務器模式的架構當中，有兩種方式可以記錄數據：一是服務器日志，服務器日志可以記錄消費者在各頁面之間的跳轉關系；二是網頁腳本，在網頁中嵌入的腳本 程序可以記錄消費者在頁面中的行為，例如鼠標的點擊、滾動、翻頁。

只要用戶登錄互聯網，互聯網就開始記錄。記錄的數據一般包括網頁地址、點擊時間等這些瀏覽數據。此外，消費者還會產生搜索、交易、運營的數據。如果消費者在一個電商網站上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購買商品或服務的名稱、支付金額、個人信息、商品服務明細、購買時間等數據都會保存在專門的數據庫中。對視頻、音樂、游戲網站等，互聯網還會記錄上傳下載是否完成、速度的快慢、消費者觀看視頻的位置以及游戲體驗等數據。

通過記錄鼠標的點擊流，互聯網企業掌握了消費者在網上的一舉一動。在一個電商網站中，消費者的點擊、瀏覽、查閱、停留、關閉等動作都清清楚楚地被鼠標記錄了下來，像礦產一樣沉淀在互聯網上。而在傳統的線下百貨商場，顧客的走動和瀏覽、東看西看、左挑右揀等動作，售貨員無法一一關注，也不可能一一記錄，傳統商場記錄下來的可能只有其中一個環節—收銀，記錄的目的也很單一：收入和庫存管理。

互聯網把記錄的顆粒度和細致程度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劃時代的變化，它完全改變了人類數據世界的版圖。

對個人生活的記錄，也就是個人數據，開始大規模出現了。今天的手機有通信、拍攝、社交、新聞、導航、上網、娛樂、支付等多種功能，使用這些功能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產生了個人行為記錄。手機的功能越強，就意味著它所記錄的行為越廣，一個人使用手機越頻繁，就意味著他在云端產生的個人數據越多。個人數據的爆炸，是大數據作為現象級事實出現最早也最為重要的原因。

數據的價值困境

今天的數據是以個人為主體的，這些數據也是個人生活在數據空間的鏡像。個人數據已經成為互聯網上最大的金礦，這座金礦已經被各大互聯網公司開發、占有。在一切業務數據化的基礎之上，互聯網公司在向“一切數據業務化、利潤化”沖刺，它們的終點線是讓所有收集到的數據產生業務價值，或者說商業利潤。

數據如何產生利潤？目前只有兩大模式：一是廣告，二是信用。首先，通過記錄消費者不斷產生的數據，監控消費者在互聯網上的所有舉動，互聯網公司以廣告的形式給消費者提供符合其動態和偏好的產品或服務；其次，互聯網公司通過數據評估消費者的信用，從后續的金融服務中贏利。因為這兩種商業模式，消費者個體就成為被觀察、分析和商業監測的對象，這是歷史上人類第一次大規模地讓渡自己的生活和隱私來成全商業模式。

這些數據一經產生，就脫離了自己的母體，被互聯網公司所掌握。這也是今天最大的矛盾：掌握個人數據的居然不是個體本身，而是各種互聯網平臺和公司。個體作為這些數據的提供者，竟然對自己的數據沒有一絲一毫的控制能力，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奇怪的現狀。

回頭看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一開始，人們都聚焦在一個字上—“連”，即把機器跟機器互相連接起來，人們關心的指標是有多少個節點、多少個網民、多少個網站；但到今天，不管你使用什么終端設備、什么前端應用，人們都有辦法把它們連接起來，比如臺式電 腦可以和手機連接，QQ上的消息在微信上也能收到，這是跨平臺、跨設備、跨應用的互聯，是“7天×24小時”的互聯，是超級互聯。

我們走到超級互聯的階段，就是走到了互聯網的夏天。也可以說，人和人相互連接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了，一個嶄新的生態已經形成，并且充滿了活力。

今天的互聯網，可以被視為一個全面記錄、沉淀個人數據的基礎設施。人們應該關心的是，互聯網收集了什么數據，它是否征求了被收集人的同意，這些數據又將得到怎樣的智能化應用。

數據產權的存在空間

在大眾認識到數據的價值之前，一系列互聯網公司已經完成了對數據的掠奪和積累，它們已經擁有了龐大的數據資產。借助對這些數據資產的運營，它們年年都可以拿出令大眾眼前一亮的業績報表，而對它們財富的來源，我們整個社會，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是缺乏追問的。

不錯，互聯網公司創造了價值，為大眾的生活帶來了便利，但是 它們今天對數據的使用，也給大眾的生活帶來了威脅和恐懼。

Facebook風波中對思想、心理的操縱，電商平臺的“殺熟”，打車平臺的算法定價合謀，這些都是對大眾利益的傷害。特別是以數據為基礎的人工智能，隨著技術發展進步，將取代越來越多人的工作，而這些數據，正是大眾以幾乎免費的方式提供的，這頗有煮豆燃萁、恩將仇報之感，這是新文明的悖論。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這兩個成語比喻積少成多、量變與質變的關系，形象地概括出了數據價值演變的路徑和現狀。一根毛、一粒沙微不足道，但多了就能派上大用場。越完整的信息越值錢，量越大、越清晰的數據越有可能變現，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

同理，一個人的數據價值不大，但一群人的數據就有了價值。一定程度上而言，數據越多越大，價值也越大。數據就像基因，掌握一個人的一個基因價值不大，但若掌握一個人的甚至全部人的全部基因，那價值就巨大了。

最為典型的就是電商平臺。在它的平臺上，哪怕是一件一毛錢的商品，哪怕是子夜時分在其平臺上成交，都會留下一條數據，用來描述它的交易過程以及買賣雙方的信息。

對單個消費者來說，留下這樣一條數據一開始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可當他在這個平臺上購買的東西越來越多，當無數的消費者都把數據沉淀在一個平臺之上，價值開始凸顯、放大。平臺可以通過算法對這些消費者進行自動窺視和推算，向他們推送精準的廣告，為他們提供個性化的商品服務。廣告就是收入，賣更多的東西也是收入，在阿里巴巴的財報中，廣告的收入曾經占80%以上。

今天，“數據是資產”已成為企業界的共識，但如果說數據只是互聯網企業的資產，和數據的貢獻者—大眾，沒有任何關系，甚至數據的貢獻者還可能因為數據受到傷害，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大數據先鋒思想家涂子沛認為，互聯網上的數據產權應該歸屬于消費者，未來任何一項數據的收集，都應該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否則不能收集。作為平臺的建設者，互聯網公司通過記錄獲得了數據，但就數據的價值而言，誰來記錄和用什么工具記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記錄的是誰、記錄了什么。就此而言，互聯網公司在互聯網之上建立起軟件平臺，對個人行為進行記錄，這不能成為它們完全擁有數據的理由。互聯網公司收集了數據是事實，但關于它們要怎樣使用數據，消費者要有知情權、決定權，還應該有收益權。

數據產權的問題如果繼續模糊不清，很可能成為新經濟和新文明發展的瓶頸、障礙。會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認識到新時代互聯網沉淀數據的本質，他們對個人數據價值的認識會覺醒。如果不對這些權益予以確認和保護，互聯網公司繼續以無征求的方式搶占消費者的數據，消費者對新型互聯網服務的接受程度將會下降，對互聯網交易，特別是跨國的互聯網交易，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以懷疑的、不完全信任的態度來看待。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科技創新，影響數據經濟在全球的普及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