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貿易戰沒有贏家；然而，當貿易摩擦或貿易戰發生在世界第一與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時候，一定會分出輸贏。假以時間，或者美國成功地遏制了中國的崛起，或者中國成功反遏制并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這一輪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政治問題凌駕于經濟分歧之上。盡管貿易糾紛尚未正式上場，貿易談判的反復增添了中美博弈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這一輪貿易戰發生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全球民粹主義抬頭，以及中國經濟有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關鍵時刻。多重因素疊加，中美貿易摩擦或延綿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戰，歷時近30 余載，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產價格泡沫破滅時結束，美國成功地遏制了日本崛起的勢頭。從此之后，日本離世界最大經濟體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現在的中國與彼時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包括制造業擴張、房地產價格泡沫和經濟的高杠桿率等，因而難以完全排除中國重蹈日本覆轍的可能性。

但是，新一輪中美貿易摩擦的核心，是美國作為現在的世界消費中心與中國作為潛在的世界消費中心之間的博弈。如果中美貿易戰不可避免，只要政策應對得當，中國應該比日本更有條件贏得這場“戰爭”。

一、 中日“貿易困局”的同與不同

同樣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現在與過去的日本有很多類似的地方。首先，都是出口帶動本國工業化進程。無論是從全球制造業份額，還是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當下中國和80 年代末的日本具有很大的相似度。中國自2001 年加入WTO 之后，出口占全球份額快速攀升，2009 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16 年，中國的出口占世界總出口的份額為13.1%（圖表1）。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出口占比峰值也曾突破過10%。中日兩國制造業產出份額跟出口市場份額幾乎同步上升，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制造業全球占比一度突破過20%，僅次于美國；在2016 年，中國制造業占全球的比重已達到25%，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圖表2）。從人口規模來看，未來中國的出口和制造業份額都有上升的空間，但是這一過程將以其他主要國家的份額持續下降為代價，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很難避免。

其次，都是發生在對美外貿順差高、美國財政赤字高的“雙高”時代。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大背景和上世紀八十年代很接近，當時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峰值時占美國整個逆差的50%左右，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占比目前就在這一水平（圖表3）。同時，目前美國財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為1%左右，雖然遠低于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但與八十年代的水平相當。

第三，房地產價格泡沫都處在較高水平。如果采用間接指標來衡量房地產價格泡沫，即房地產投資占GDP 的比重，中國目前處在主要國家的最高水平，即14%左右，即由于高房價導致更多的資源配置到房地產行業（圖表5）。這一水平雖然還遠不及日本九十年代初房地產價格泡沫破滅前夜的25%，但已經處于風險區域。美國歷史上有多次房價泡沫破滅，但其房地產投資占GDP 的比重一般不到6%。

第四，整個經濟的負債率都偏高，違約風險較大。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債務占GDP 的比重開始快速升高，由2008 年的142.8%上升到2017 年的256.3%，與日本九十年代初的水平接近（圖表6）。

第五，都處在低端制造業大規模轉移的初期。相對而言，日本屬于較小的國家，其制造業人工成本占比上升較快，在1971-1981 年間，從25%左右躍升至50%左右（圖表7）。相對而言，中國制造業人工成本占比已經接近日本八十年代初的水平，當時日本的低端制造業已經開始向中國轉移。中國目前所處的階段，恰好是由于人工成本提高，不少低端制造業向東南亞國家轉移；中美貿易摩擦如果加劇，為規避高關稅，會有更多的企業轉移海外。

粗略劃分，自二戰之后，全球范圍內出現過兩次世界級的制造業轉移浪潮：第一波是美國制造業向德國、日本轉移，后期擴散至亞洲“四小龍”；第二波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日本、德國和亞洲“四小龍”制造業向中國轉移。二戰后日本百廢待興，利用相對廉價的人工成本，承接了大量從美國流出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奠定了日本制造業在世界的地位，出口也隨之增加。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日本制造業工人已不再便宜，日本試圖通過制造業升級來獲得更大的發展，與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美國的利益沖突加劇，美國對日本發動貿易戰。同樣的，之前40 年中國制造業快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相對低廉的人工成本，很多中國制造的產品都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質。然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制造業人工成本優勢也在逐漸喪失。中國制造2025 就提出要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產業，機器人，軌道交通裝備等行業，形成了對美國相關產業的沖擊，同樣使美國感到了危險。

當然，中國與日本也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即日美貿易摩擦發生在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而中美貿易摩擦則發生在這之前。我們認為，按PPP 計算，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美國同期人均GDP 的三分之一，即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門檻。日本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即跨過陷阱，而其房價泡沫破滅發生在30 年之后，可以說日本掉入的是“高等收入陷阱”（圖表8）。就人均GDP 相對于美國的比例而言，中國目前接近25%，如果由于中美貿易摩擦引發中國房價泡沫破滅或系統性危機，我們不應低估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從時間維度來看，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未來10 年最為關鍵。一方面，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中美貿易摩擦短期內急速惡化；另一方面，需要找到擺脫貿易摩擦糾纏、同時又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可持續新動能的長期解決方案。

二、 美日貿易戰的長期性及結果

美日貿易摩擦始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在七十、八十年代進一步升級，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進入白熱化階段，前后持續時間長達30 余年。在這期間，美國對日本發動了大約7 輪貿易戰，涉及紡織品、彩電、鋼鐵、汽車、半導體等產品，也提出過開放日本國內市場和日元升值等要求（圖表9 和10）。

1、紡織品戰（1968-1972）：其實早在五十年代開始，日本紡織品對美出口就開始增加，引起了美國紡織品行業的不滿。由于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在政治經濟上依附美國，在貿易談判中比較弱勢；兩國在紡織品貿易方面簽訂的協議包括1957 日美紡織品協議，1963日美棉紡織品長期協定，最終在1972 年達成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這場紡織品摩擦拉開了美日貿易戰的序幕。

2、彩電戰（1976-1977）：七十年代起，日本彩電行業飛速發展，出現了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彩電巨頭，對美國彩電出口也迅速增加，約占美進口彩電的90%，占據美30%以上的市場份額。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針對這種現象采取了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作出了不利于日本的裁定，要求日本主動限制對美彩電出口，日本政府也不得不鼓勵本土企業進行海外投資。

3、鋼鐵戰（1976-1978）：幾乎在同一時間，日本鋼鐵業也飛速崛起，美日鋼鐵貿易逆差日趨嚴重。美國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對美鋼鐵出口，并通過1977 年反傾銷起訴和301 條款等對日本施壓。最終于1974 年美日簽訂了自愿限制出口備忘錄，1976 年簽訂了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1978 年建立了美國鋼鐵“自動啟動反傾銷訴訟”的制度。

4、汽車戰（1979-1981）：進入八十年代，日本本田豐田等汽車廠商崛起，物美價廉的日本車廣受世界歡迎，日本汽車產量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而美國汽車行業開始走向衰落。美國發動對日汽車貿易戰，要求日本自愿限制汽車出口，開放國內市場，并要求日本汽車廠家到美國投資建廠。最終，到1981 年兩國簽訂美日汽車及零部件貿易協議（后于1994 年撤銷）。

5、匯率戰（1987-1991）：面對美國的步步緊逼，日本政府選擇的策略是一再妥協，但是仍然沒有扭轉日本對美國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于是，美國將此歸因為美元的強勢。1985 年9 月22 日，美日德法英五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聯合干預國際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包括日元）有序貶值，以達到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的協議，這就是著名的廣場協議。

6、半導體戰（1987-1991）：廣場協議并沒有縮小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八十年代后期，美國對日本半導體行業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美國發動第六輪貿易戰，通過301 條款，反傾銷訴訟條款等禁止日本企業在美投資與并購，并對日本半導體行業征收制裁性關稅。半導體戰以1987 年兩國達成美日半導體貿易協定結束。

7、結構性障礙（1989-1994）：八十年代末，美日貿易摩擦的焦點轉向結構性因素。

1989 年美國根據國家貿易評估報告，啟用超級301 條款來迫使日本啟動談判。緊接著，美國以國務院、財政部和貿易代表處三個部門為主導，與日本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談判，最終兩國簽訂《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日本承諾10 年內投入430 萬億日元公共投資，并修改不利于外企投資的相關法律，調查商品價格并控制公共用品價格。在美國發動輪番貿易戰之后，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并沒減少，但逆差上升的勢頭得到了

遏制。從美日貿易逆差總額看，從1979 年到八十年代峰值（1987 年）時，總額增加了

8.5 倍；這之后到1994 年逆差額最高值只增長了17%（圖表11）。從相對值來看，美日逆差占美國總逆差的比重于1991 年達到創歷史記錄的50%之后，即持續滑落到目前的10%左右。從這個角度看，美日貿易摩擦最終分出了輸贏，日本原有的增長模式終結。

客觀而言，日本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不能完全歸結為美日摩擦，也有政策操作失誤的原因。作為對照，德國馬克在同期對美元大幅升值，但是德國政府的應對措施更為積極主動，對德國實體經濟的影響較小（圖表12）。日本央行奉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日本本土的資產尤其是不動產迅速升值，直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央行才意識到泡沫的嚴重性，開始主動擠泡沫，但已為時太晚。

當然，由于中國經濟的崛起，日本的相對衰落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假如美日貿易摩擦沒有發生，則有兩種可能：或者，日本利用先發優勢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是美國希望避免的；或者，日本仍不可避免地被中國從總量上超越，美日貿易戰并沒有改變日本經濟原有的軌跡。

三、中國可能的選擇

展望未來，我們認為，中國有充分的條件避免重蹈日本覆轍。其一，已有前車之鑒，避免重走日本老路的兩個關鍵點已為各方熟知，一是防止本幣過度升值，二是防止過度依靠房地產業維穩經濟增長。其二，如果認識到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性，則應采取措施大力挖掘14 億人口消費潛力，即使不依靠出口增長，中國經濟仍有能力保持4-6%的增速。其三，以鼓勵國內消費應對美國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可以事半功倍，既讓中國老百姓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也有利于化解地緣政治沖突，畢竟在未來2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最有潛質成為世界新的消費中心。

3.1 短期注重化解貿易戰風險

短期來看，貿易摩擦確實沒有贏家，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這是短期化解貿易戰風險的切入點。相比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現在全球化更加深入，如果中美開啟貿易戰，最先受傷的將是跨國公司。根據2016 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中國對美出口最大的25 家企業中有21 家并非中國大陸企業，其中14 家來自***地區，4 家來自美國，2 家來自韓國，1 家來自香港。這些對美出口最大的企業，其實不少都只是代加工企業，比如在這25 家公司中，就有來自***地區的鴻海精密的三家分公司，其主要業務就是從其他地區進口組件，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組裝成電子成品，然后出口到海外，其中又以對Apple 產品的組裝最為出名。但是鴻海精密（中國）的生產附加值其實并不高，之所以能位列對美出口最大企業之一，在于目前并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計算方法。所以，中美貿易關系惡化，不僅會傷害到中國，也會傷害到日本韓國等盟友，也包括美國的企業。

此外，中美外貿順差或已經開始見頂回落，而且兩國經濟結構決定了產業的互補性大于競爭性。從中美貿易順差的結構來看，來自下游制造業的占比已經大幅下降，隨著低端制造業向海外轉移，這一部分的順差繼續減少只是時間問題。即使中游資本品行業帶來的順差上升，主要是同一產業鏈上的互補關系而不是競爭關系（圖表13）。目前中國中游企業產品出口到美國，不少是作為美國下游企業的投入品，如果對這些產品征收高關稅，勢必會抬升美國下游企業的原料成本，削弱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同樣，美國從中國進口占比最多的行業中，不少是以旅行用品，鞋類，紡織品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多是占美國出口份額比較少的行業，美國不從中國進口，也需從其他國家進口，即對這些中國產品征收高關稅，只是美國外貿逆差的轉移而不是減少（圖表14）。

3.2 長期立足鼓勵國內消費

加快推進城市化，是鼓勵消費的根本途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的城市化已經處在后期，城市化率已經超過80%；而目前，中國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城市化率僅為56.8%，僅相當于日本五十年代的水平（圖表15）。因此，不同于當年的日本，未來30 年左右，中國會有超過20-30%的人口在城市定居，國內旺盛的消費需求，可以降低對外需的依賴，以保持合理的但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速。

改革開放40 年來，工業化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但是中國的消費相對滯后。中國出口、投資和消費占G20 的比重分別從1980 年的1.6%、2.2%和1.4%，快速提升至2016 年的22.0%、27.9%和10.1%，消費沒有同比例增長。中國人均消費占人均GDP 的比例從全球范圍內來看明顯偏低。按照我們的估算1，未來30 年，按不變價計算，中國消費支出大約可以增長4-7 倍左右。但是，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增幅將大幅度提高，中國名義消費增幅或可能會高達18-32 倍左右。目前，中國消費總規模已經超過日本，但仍只是美國的30%。如果我們按照中國過去10 年增速外推，同時維持美國的路徑不變，那么，中國居民消費支出總規模或于2037 年左右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中心（圖表16）。

3.3 善用大國優勢，以消費升級帶動制造業升級

大國優勢是中美貿易摩擦中值得關注的中國優勢之一。日本在失去出口增長支撐之后，制造業增加值占G20 的比重即掉頭向下，從1993 年最高點的24.3%，跌至2016 年的8.6%（圖表17）。從占比來看，日本回到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出發時的水平。與此同時，最終消費支出占G20 的比重也緩慢下降。八十年代末日本制造業與消費占G20 比重的剪刀差，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日本的制造業占比最終回到了由消費實力決定的水平。

與日本九十年代初相比，中國完全可以選擇另一條道路。表面上看，目前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和最終消費占G20 比重的剪刀差為23.2 個百分點，遠勝于日本八十年代剪刀差大時的10.5 個百分點（圖表18）。如果中國走日本的老路，制造業占比或逐步向消費占比回歸。而現實是，中國消費占比已經在緩慢上升，如果能夠通過必要的改革和創新，如前面提到的城市化，以及可能的減稅和提高社保、醫保福利等措施，將中國從出口大國轉變為消費大國，中國的消費占比有可能向制造業占比靠攏，并最終推動后者的上升。中國最終能否成為消費大國，不但決定了中美貿易摩擦的結果，也將最終決定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