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計算機在現代社會無處不在，但如今大部分學生從未學習過計算機科學或計算機編程。而那些學習過計算機課程的學生通常只是學習低層次的技能，而非深入探討計算機的概念或理論。幾十年前，有幾個國家曾經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過計算機教育。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英國政府就曾實施過一個廣受歡迎且頗為成功的項目計劃，將數千臺BBC Micro引進課堂。

但是最雄心勃勃的計算機教學項目你可能從未聽說過，這個項目產生在一個你絕對想不到的地方——蘇聯。

此時你可能會心一笑，腦海中浮現出那個曾經發明了《俄羅斯方塊》，卻在冷戰中敗北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的敗北有一個隱藏因素，即蘇聯未能充分認識到數字時代的強大威力。確實，蘇聯政府從未建立全國范圍的計算機網絡，也沒有為公民提供經濟適用的個人電腦。但如果你認同這種技術失誤導致政治失敗的說法，那么你就錯過了全球計算機化進程中一段重要且吸引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蘇聯青少年對一本以探險和自我發現為主題的科幻小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由此開始自學或互相學習，即利用他們身邊唯一可利用的工具進行編程：這個工具就是可編程計算器。

1985年9月，整個蘇聯的所有九年級學生開始學習一門新課程——信息學和計算技術基礎。這門必修課程旨在普及編程技能。為了在整個蘇維埃共和國約6萬多所中學中開展這門課程，需要有15種語言版本的教科書，培訓10萬名教師以及100萬臺電腦。

每一項條件都不容易實現。國家不為學校提供設備；教科書的印制及發放分布不均；很多老師甚至從未接受過必要的培訓。

其間，這一計劃在國際范圍內引發 了計算機專家對“計算機技能”的不同定義的爭論。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和企業家愛德華?弗雷德金（Edward Fredkin）認為，美國的經驗應該告訴蘇聯：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計算機技能并非是指編程能力，也不是弄懂計算機的工作原理，弄清楚什么是比特、字節、觸發器、邏輯門等等。我們現在認識到，真正的計算機技能指的是會使用高級應用程序，比如文字處理和電子表格系統。

作為回應，計算機科學家安德列?埃爾肖夫（Andrei Ershov）譏諷道，寫代碼和打字并不沖突。埃爾肖夫曾經是西伯利亞科學城阿卡杰姆戈羅多克（Akademgorodok）計算機中心的負責人，也曾是計算機技能普及計劃的主要發起人。與弗雷德金的觀點截然相反，埃爾肖夫認為計算機技能的普及是為了培養人的智力習性，他稱之為“算法思維”。

埃爾肖夫的這一觀點部分來源于自己師從蘇聯控制論的杰出代表阿里克西?里雅普諾夫（Aleksei Liapunov）的學習經歷。從里雅普諾夫那里，埃爾肖夫形成了控制論思維，并將技術和社會聯系起來。在他看來，算法是人與機器的一種溝通形式。

埃爾肖夫也從西方實踐中汲取靈感。1958年9月，埃爾肖夫隨一支蘇聯計算機專家考察團奔赴美國。在美國，埃爾肖夫與后來成為圖靈獎首位獲得者的艾倫?佩里斯（Alan Perlis）進行了交流，這次交流讓埃爾肖夫頗有收獲。佩里斯向埃爾肖夫介紹了自己著力開發的通用算法語言Algol。開發這一語言的目的是讓軟件具備可移植性和國際化。埃爾肖夫采納了Algol計劃，并在20世紀60年代初著手為這門語言開發強大的編譯器。Algol社群的普世主義愿景表明了埃爾肖夫的計算機教育觀點。

埃爾肖夫的計算機教育計劃還深受其于20世紀70年代初訪問麻省理工學院經歷的影響。當時他在麻省理工學院見到了西摩爾?派普特（Seymour Papert），并了解了Logo計算機教學實驗。Logo是專門為孩子設計的編程語言。

但是，隨著埃爾肖夫對西方計算機科學發展的不斷了解，他認為蘇聯應當走出一條自己的信息化道路，這條道路應當蘊含社會主義價值，減少對黑匣子似的商品計算機的依賴，蘇聯的信息化應當專注于培養公民的思維能力和思維習慣。他認為，學生們通過學習編程就能培養抽象推理能力和以目標為導向的解決問題思維。20世紀70年代末，埃爾肖夫和他在阿卡杰姆戈羅多克計算機中心的團隊已經制定了教育計劃，在西伯利亞地區學生的幫助下，在地方學校制作課程表和開展試驗。

埃爾肖夫當然明白，要想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這個計劃，還需要更多支持。他開始向蘇聯政府、計算機專家、教育家、家長、孩子以及國際社會鍥而不舍地宣傳他關于“編程是第二技能”的思想。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阿卡杰姆戈羅多克的信息學課程計劃最終被正式采納。

蘇聯計劃經濟的低效導致大多數學習這門課程的九年級學生沒有電腦來檢驗自己學習的技能。改革派認為這算不上問題。教學材料鼓勵學生在紙上進行編程并進行想象練習。比如，讓學生演繹出一個叫Dezhurik的機器人（名字來源于俄羅斯單詞dezhurnyi，意為負責維護教室的人），為這個機器人進行“關窗戶”或“擦黑板”的編程。當遙遠的蘇聯城市哈巴羅夫斯克的學生抱怨沒有電腦時，埃爾肖夫鼓勵他們要有主動學習精神，并強調青年人仍有機會“趕上時代發展的列車”。

埃爾肖夫對學生們沒有電腦這一點不以為然。他說，無論學生能否在電腦上實際運行程序，最重要的都是學習如何設計算法并將算法編寫成程序。埃爾肖夫在致學生的一封信中總結道：“即使老師出于同情給了你一個滿意的分數，電腦也不會容忍你的任何失誤。你的錯誤，就像一塊穿不透的金屬，一直到學年結束都會存在。如果沒有算法，沒有程序，沒有設計，即使坐在計算機旁也無濟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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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蘇聯人民無法用上計算機，但其中數以百萬計的蘇聯人卻能夠使用可編程科學計算器這樣的計算設備。這些手持設備能夠存儲指令和數字用于后續執行。惠普公司在1974年推出HP-65之后，可編程計算器就在西方流行起來，并且直到現在還擁有粉絲和用戶。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的微電子產業生產了數百萬臺電子計算器，主要是供全世界最龐大的工程師群體使用。在西方，蘇聯的計算器用戶促進了計算器設備程序和應用的發展。與西方不同，在蘇聯只有極少數家庭有個人電腦。因此，計算器扮演了很多角色，包括作為計算機教育的臨時計算平臺和促進游戲文化的繁榮。

當時一份名為《青年技術》（Tekhnika Molodezhi）的科學雜志就融合了這兩個角色，這份雜志由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出版。《青年技術》主要面向青少年，訂閱用戶數達到150萬。1985年1月，《青年技術》開始接手埃爾肖夫計算機技能計劃，留出專門版面發表有關利用當時最流行的計算器Elektronika B3-34進行編程的內容。這款計算器當時的售價是85盧布。然而讀者們對這一專欄卻反應平平。

之后，自1985年8月起，《青年技術》開始連載太空旅行小說《康提基號：通往地球之路》（Kon-Tiki: A Path to the Earth）。在這個史詩般的探險故事中，一位工程師和一位飛行員歷盡千辛萬苦駕駛登月飛行器從月球返回到地球。小說的故事背景來自美國的一款流行電腦游戲——《登月者》（Lunar Lander），在這款游戲中，玩家控制推進器并計算軌道，指引登陸器安全降落到月球。這款游戲的蘇聯版本叫做Lunalet。小說在每一回中都會讓讀者拿起計算器，將自己變成飛行員，將手中的計算器變成太空飛船。

該系列連載一炮走紅，《青年技術》也成為可編程計算器年輕用戶群常登陸的最杰出的論壇之一。在這部未來主義的敘事小說中，每一個章節都結合了宇宙航行物理法則以及利用B3-34進行編程的技巧。而它吸引讀者的原因是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以及小說聚焦于克服人類自身和技術的局限性。

小說參考了1947年托爾?海爾達爾（Thor Heyerdahl）乘木筏跨越太平洋的經歷，康提基是小說中主角在地球之旅中為小船所起的名字。小說的故事情節遠遠超越了原游戲中宇宙飛船降落的最初目標。“通往地球之路”演變成了一次自我發現之旅。在某個故事片段中，飛行員穆恩?華克（Moon Hawk）反思自己容易犯錯誤的問題：“我不是計算機，我是人類，我會犯錯是正常的。因此我無法選擇一條不允許出錯的路。當然，如果我可以選擇，我更愿意在允許我失誤的同時，也給我改正失誤的機會。”

即使在小說的結尾，故事的主人公還是出現了失誤：他們返回地球后，只能落在海洋里，被迫發出求救信號。他們在等待救援的時候，飛行員坦白道：“畢竟我只是一名宇航員，不是航海的船長。”

小說中故事敘述與編程的巧妙結合還要歸功于《青年技術》科幻欄目的主編米哈伊爾?普霍夫（Mikhail Pukhov）。普霍夫畢業于蘇聯最著名的工程院校——莫斯科物理技術學院，他的父親是一位杰出的數學家。普霍夫放棄了自己在中央無線電工程科學研究所的職業前程，轉而投入到寫作和編輯的工作之中。

在開始寫《康提基號》的故事前，普霍夫深入研究了計算器的功能以及它對誤操作的響應。東方和西方的計算器用戶都喜歡迅速探索未注明的功能，從而讓設備完成其設計者也未曾想到過的任務。這種探索被稱為“錯誤學”，源于執行計算器未注明功能時出現在屏幕上的“錯誤”提示。普霍夫在小說中將“錯誤學”發揚光大，他詩意地將非正常的符號組合稱之為“釣魚”（fishing）。

同時讀者也會向《青年技術》雜志反饋自己的探索成果。有位讀者就曾洋洋得意地介紹自己的發現：“我告訴你們，我發現了一種任意組合數字和符號‘Е,’‘Г,’‘С,’‘L,’‘-,’的簡便方法，而不是從B3-34計算器的零開始。”對于很多讀者來說，能讓自己的名字和程序出現在《青年技術》上就是最高的榮耀。

就這樣，《青年技術》及其科幻欄目主編幫助培養了一代黑客和計算機愛好者。如果你覺得一本國家認可的雜志鼓勵黑客行為很奇怪，那么請思考一下美國黑客文化的起源——就當作一次技術調查實踐吧。史提芬?萊西（Steven Lecy）在其1984年出版的《黑客：計算機革命的英雄》一書中將麻省理工學院黑客的起源追溯到鐵路愛好者俱樂部。蘇聯的情況與此類似，國家利益與草根的積極熱情相結合，共同孕育了無線電愛好者的實踐探索文化。對于像普霍夫這樣的無線電工程師，以及在課堂上利用小說進行教學的教育者來說，推翻計算器的設計說明也是一種發展科技能力的方式。

小說的讀者和玩家在不知不覺中就完成了埃爾肖夫所設想的培養編程能力目標。在讀者的反饋信件中，很多人都要求提供更多游戲以及可使用其他計算器改寫程序的流程圖。某位讀者寫信說：“希望看到程序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模式，而不是沒有思想的符號列表。希望在雜志的幫助下，不僅可以運行雜志所提供的程序，還能創造自己的新程序。”從這個意義來說，小說及計算器用戶群體推廣傳播了埃爾肖夫計算機技能的思想。

但是埃爾肖夫的課程是否也取得了成功呢？當然，任何教育倡議的實施結果都很難去衡量。蘇聯統計學家很可能通過某種方式對實施效果進行了監測，但是統計數據很難反映發生在教室內外的真實狀況。

我曾在幾個俄羅斯計算器用戶論壇上發貼，希望能夠收到《康提基號》讀者的消息。我收到的反饋中都流露出了懷舊之情。很多人寫道，對小說的癡迷刺激他們去購買計算器。一位論壇成員描述了如何在得到自己的計算設備前學習編程原理：“整整半年的時間里，我就像吸塵器一樣吸取有關編程和計算器的任何有用信息。”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計算器只能算一個敲門磚，后來，他們賺到了足夠的錢去買計算機部件（改革時期的街頭市場可以買到），然后組裝成計算機。其間，《青年技術》的復印版繼續通過二手書店流轉，新讀者可在二手書店發現這本很早以前就出版的小說。如今，你可以毫不費力地在網上找到這本雜志的電子版，以及計算器模擬器。

這種讀書時期的經歷對人們職業生活所產生的影響不十分清楚。除非你曾親身經歷，否則你無法完全理解蘇聯解體后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巨大混亂。在俄羅斯，那段時間被稱為“混亂的20世紀90年代”。《康提基號》的讀者成長為這個新興國家的公民。他們中的大部分都無法選擇自己的職業生涯。對于很多人來說，編碼成為了一份工作、一件工具和一種途徑。在那段時期的俄羅斯，“通用性”編程技能不再與創造一個計算機技能的社會相聯系。編程促進了移民，有能力的程序員選擇離開俄羅斯到國外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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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為普及計算機技能所做出的努力是對西方國家關于信息時代的假設的不同詮釋。與西方國家不同，蘇聯的數字革命不是極客或天才的革命，而是在國家支持下，學者、作家、教育家與政府官員、工商業者以及程序員共同為了一個目標而努力。它并非依靠個人電腦，而是用計算器、紙筆以及學生自己的想象力。

盡管數字技術狂熱者埃爾肖夫和普霍夫干勁十足，但這項計劃的理想目標沒有達到普遍性。蘇聯的數字革命效果最好的地方大致可以猜得到，比如省會城市的貴族學校或者石油天然氣富商贊助的偏遠學校。《青年技術》突破了某些地域和經濟制約，為那些缺乏啟蒙教師或個人電腦的學生提供了動力、入口以及論壇。但是這份雜志卻沒有填補性別的鴻溝。不同于蘇聯程序員群體以及無性別差異的信息學課堂，給《青年技術》雜志寫信反饋探索成果的讀者群體中，男性占主導。

因此，埃爾肖夫等人努力奮斗的數字社會主義社會并未完全實現。無論是逝世于1988年的埃爾肖夫，還是蘇聯，都未能長期推動這項計劃。但是，我們不能草率地摒棄這個致力于培養所有學生算法思維的想法。蘇聯沒有預想到信息時代的諸多挑戰。但是記住計算機時代的過去，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當前的一些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