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谷歌對該公司高管性騷擾丑聞事件處理不當，促使谷歌全球各地員工紛紛走上街頭抗議，由此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科技巨頭員工大罷工。

《財富》雜志刊發長文，揭秘了這場谷歌內戰的內幕細節。這是一場微觀層面的美國文化之戰，谷歌員工醞釀已久的憤怒和沮喪情緒被徹底引爆開來，該公司“不作惡”信條已經變味，進而引發了靈魂層面的反思。

這場谷歌全球性大罷工于2018年11月11日自東京開始。當地時間上午11點10分，100名谷歌員工走出辦公室參加抗議活動。13個小時后，該公司紐約總部的電梯里擠滿了人，谷歌員工們走下樓梯來到街上抗議。

在奧斯汀，谷歌的員工為性騷擾受害者默哀兩分鐘，以此作為他們抗議的一部分。

在舊金山，數百名谷歌員工聚集在歷史悠久的渡輪大廈（Ferry Building）對面，高呼“改變谷歌的時刻到了”，并舉著寫有“工人的權利就是婦女的權利”和“免費食物≠安全空間”的標語。在亞洲的谷歌員工罷工25小時后，全球50個城市的2萬名谷歌員工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抗議該公司對性騷擾事件的處理方式。

微觀層面的美國文化之戰

引發這場罷工的導火索是《紐約時報》此前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曝光稱谷歌曾向前高管安迪·魯賓（Andy Rubin）支付了9000萬美元的離職補償，盡管該公司認為魯賓面臨的性行為不端指控是可信的。魯賓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紐約時報》的報道“對我的工作有諸多不準確之處”。

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科技巨頭引發的大規模工人抗議活動，當然也是外界首次看到谷歌員工感到如此的憤怒和沮喪。但在谷歌總部Google plex內部，引燃罷工導火索的燃料已經醞釀了好幾個月。員工與管理層之間的緊張關系一直在加劇，因為后者被指秘密做出有爭議的商業決策、邊緣化員工群體以及在公司內部平臺上騷擾員工。今年2月離開谷歌的工程師科林·麥克米倫(Colin McMillen)表示:“這是一場在微觀層面展開的美國文化之戰。”

在許多觀察人士看來，谷歌這些享受令人艷羨的高新和福利的技術人員似乎沒有什么可抱怨的。因此，當聽說科技巨頭谷歌員工舉行罷工抗議時，讓許多人感到十分驚訝。

長期以來，硅谷一直崇拜精英主義和烏托邦式的技術未來主義。但在過去的幾年里，該行業事實上的使命宣言——改變世界(并從中賺錢!）已經成為科技破壞力成倍增長的例子而受到質疑，從選舉干預到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有毒內容，從侵犯隱私到對科技上癮等。

沒有人比幫助創造這類技術的員工更熟悉技術的成長，也更了解其所面對的道德困境。谷歌開放研究小組負責人、罷工組織者之一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說：“人們開始說：‘我不想成為這件事的同謀’，工人們正開始承擔責任。我認為，目前沒有多少其它機構在審核和抑制技術的力量。”

隨著所謂的“技術鞭擊”(techlash，即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批評與抵制)給整個科技行業蒙上了一層陰影，有組織的員工抵制活動正慢慢成為這個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亞馬遜員工要求該公司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采取更多行動、微軟員工不想為戰爭開發相關技術、Salesforce員工正游說管理層終止與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的合作。與此同時，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行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在努力應對“兄弟編程文化”給女性和有色人種員工帶來的不良影響。

但是，沒有任何公司像谷歌這樣，員工能夠如此大聲、公開地堅持自己的理念。這對硅谷內部人士來說并不奇怪，他們表示，谷歌是專門為擴大員工聲音而設計的。憑借“不作惡”（Don’t be evil）的信條，谷歌在創造科技繁榮時期樂觀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榮譽退休教授特里·維諾格拉德(Terry Winograd)表示:“谷歌有意識地樹立了這種形象，這使得其員工更容易發起這種抗議。”

新老谷歌之間的信條沖突

現年46歲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及其45歲的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有意創造了一種鼓勵對權威和現狀提出質疑的文化，他們在2004年的首次公開募股（IPO）信中寫道，谷歌不是傳統公司，也不打算成為一家傳統公司。但有些員工表示，谷歌保持非傳統的承諾受到了質疑。對32名現任和前任員工的采訪揭示了“老谷歌”和“新谷歌”之間的這種界限。

1998年，當佩奇和布林還是斯坦福大學的博士生時，他們在加州門洛帕克的車庫創辦了谷歌。不同的人描述新老谷歌之間的界限截然不同，然而他們對這種變化有驚人的一致看法：對于老谷歌，員工們表示，他們對公司的運營有發言權。但在新谷歌，普通員工與高管之間的溝通和信任正在下降。有些人說，決策權現在集中在公司的最高層，由越來越受傳統業務指標驅動的高管管理。

現在，谷歌發現自己正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之中，它試圖緩和過去20年來始終在煽動的激進文化。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擁有逾10萬名員工，高管們承認，該公司正在努力平衡其規模與維護員工話語權等基本原則之間的關系。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領導團隊成員、谷歌副總裁珍·菲茨帕特里克（Jen Fitzpatrick）表示:“如果沒有這種不斷演變的企業文化，谷歌也就無法實現這種增長。”

谷歌表示，該公司正試圖管理其不斷膨脹的多元化視角和項目，同時更好地預測員工將要求完全透明的各種問題。然而，谷歌補充稱，維權員工人數雖少，但聲音響亮，只不過他們的意見并不代表全體員工的意見。谷歌人力分析副總裁布賴恩·韋勒(Brian Welle)指出：“對我們來說，2018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其中有些問題的規模和性質完全不同。”

這種不同尋常反映在Googlegeist年度調查結果中，該調查結果于今年2月被泄露給了媒體。

調查中的關鍵指標較2017年下降了兩位數。例如，74%的受訪者說他們對皮查伊和管理團隊有信心，這比前一年下降了18個百分點。

谷歌罷工組織者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也對谷歌的某些商業決策提出了抗議

對谷歌來說，最大的挑戰在于，員工拒絕將自己的不滿藏在公司內部。維權人士對媒體的嫻熟運用，以及全世界對這家標志性公司的迷戀，都支持了這種策略發揮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罷工的場景就像某些工廠罷工一樣令人感到熟悉：工人們展示他們的集體力量來給某人傳遞信息(這里指谷歌首席執行官皮查伊)。但即使谷歌內部的活動人士依賴傳統的勞工組織策略，他們的要求也不僅僅是典型的加薪或提高福利待遇。這不僅僅攸關一份薪水，很明顯，員工想要對自己生產的產品擁有發言權和控制權。

谷歌已經改變了人們今天工作方式的許多方面。這次罷工是一個轉折點，表明該公司現在準備破壞我們經濟體系中更為基礎的東西，即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關系。這一轉變可能只有在硅谷才會開始。長期以來，硅谷始終認為自己凌駕于傳統商業利益之上，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谷歌，其雇傭和留住員工的前提是“不作惡”。

谷歌面臨的靈魂考驗：誰來定義谷歌？

現在，谷歌員工們似乎下定決心，要通過自己的視角來審視這份使命宣言，并毫不妥協地將其付諸實施，即使是以阻礙公司的增長為代價也在所不惜。谷歌前高管Lokman Tsui指出，那么應由誰來定義谷歌，并決定谷歌的靈魂是什么？是領導層還是員工？現在，這些公司正面臨一場真正的靈魂之戰。

谷歌的廣泛使命是組織世界上的信息，并讓人們更容易獲取這些信息，這促使該公司將書籍數字化，在汽車頂部安裝攝像頭以便繪制世界地圖，并設計紙板制成的虛擬現實（VR）工具。

但隨著公司規模越來越大，其野心也越來越大。2018年，當谷歌員工發現新的秘密項目正在進行時，許多人開始質疑這家科技巨頭是否在打著擴張的名義進行著超出其授權范圍的勾當。

這個秘密項目就是美國國防部的Project Maven，該項目使用人工智能（AI）來幫助分析無人機視頻片段。谷歌于2017年成為Project Maven的國防部分包商，但公司內部的大多數人直到第二年才知道此項目，當時一名員工在谷歌內部社交媒體平臺上就這個秘密項目發布了一篇未經批準的帖子。

谷歌高管們告訴憂心忡忡的員工們說，Project Maven是防御性而不是攻擊性項目。不過，有些員工擔心，谷歌的技術最終可能被用于提高無人機襲擊的致命性上，Project Maven將導致谷歌與軍方達成更多交易。此外，有些員工還表示，管理層有關該合同是為了支持“我們的”軍隊的說法，并非總是能在全球員工中引起共鳴。

自2011年以來，谷歌員工人數增加了兩倍，達到了足以“引發企業文化緊張”的規模

對于當時在愛爾蘭工作的谷歌工程師勞拉·諾蘭(Laura Nolan)來說，“這是一種背叛”。她說：“我們假裝是一家快樂的公司，做著無害的信息組織工作，然后卻朝著制造殺人無人機的目標邁出了幾步。”諾蘭說，她的工作本來可以讓Project Maven在未來的各個階段發揮作用，但她因此離開了公司。像諾蘭這樣的員工沒有想到谷歌會成為像Raytheon這樣的國防承包商，甚至像亞馬遜這樣愿意與軍方合作的公司。

即使在公司大部分人了解Project Maven之前，有些高級工程師就已經在內部表達了他們的擔憂。當這個項目變得更加廣為人知時，阻力就開始蔓延，許多員工寫信給皮查伊，要求他取消這個項目。2018年3月，谷歌試圖在每周一次的全體員工大會(TGIF)上解決人們的擔憂。

自成立之初，這樣的回憶就始終是谷歌文化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讓任何人都有機會質疑高管。在會議上，有員工告訴高管，她曾在美國國防部工作，但為了避免對軍事技術做出貢獻而離開。她問道，如果她想讓管理層知道這樣做不對，該如何做？布林告訴她，你可以在這里問這個問題，并發出強有力的聲音。在有些公司，這已經是個足夠令人滿意的答案。但在谷歌，情況并非如此。

管理層繼續組織論壇，試圖解決員工的擔憂，并解釋為什么他們認為Project Maven是個有價值的項目。谷歌為此舉行了三次公開會議，討論AI的道德問題。抗議組織者繼續施壓，確保每周TGIF會議都有Project Maven相關問題。他們統計了因這個問題辭職的員工人數，分發貼紙，并在谷歌內部嘲笑這個項目。這場爭論在2018年4月公開化，當時被寄給皮查伊的最初信件被泄露給了《紐約時報》，這封信最終獲得了近5000名員工的簽名支持。

2018年6月，谷歌宣布將不再續簽Project Maven合同，并發布了性的AI原則，為AI的未來制定了指導方針，其中包括發誓不使用AI技術制造武器。大多數員工維權人士都認為這是一場勝利，但在當年晚些時候的一次會議上，皮查伊淡化了內部壓力的影響。他強調：“我們不是通過公投來運營公司。”他解釋說，在做決定時，他聽取了那些正在構建AI的技術人員的意見。

不過，該公司將繼續在網絡安全等領域與軍方合作。

全球共有2萬名谷歌員工參加了2018年11月的罷工

雖然Project Maven以及導致員工罷工的魯賓離職補償等事件，都因不同的原因激怒了員工，但至少它們之間有一條聯系紐帶，即保密。這家建立在信息共享價值基礎上的公司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越來越多的決策都是在幕后做出的。據《財富》雜志獲得的會議記錄顯示，皮查伊在TGIF大會上表示:“作為一家公司，我們總會有些秘密項目。我認為，當公司規模較小時，你更有可能了解這件事。”

但在谷歌管理層越來越多地將保密作為控制決策的工具時，谷歌的許多激進員工卻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即求助于媒體來放大他們的擔憂。負責谷歌網站可靠性的前工程師莉茲·瓊斯（Liz Fong-Jones）稱，對于員工不經批準就可接受媒體采訪的公司來說，這是個戲劇性的文化轉變。此前，瓊斯從來沒有批評過谷歌的問題，她認為谷歌保持在公司的虛擬墻之內。

但在2018年1月，她的觀點發生了變化。催化劑就是谷歌工程師詹姆斯·達莫爾(James Damore)在2017年7月發布的10頁長備忘錄，其中指出，女性在科技行業的代表性不足，原因是生理差異，而不是偏見等社會因素，而且谷歌在多元化方面的努力帶有歧視性。

這份備忘錄導致達莫爾最終被解雇，但它在谷歌留言板和郵件列表上引發了軒然大波。這些內部溝通渠道是谷歌文化的奇特之處：該公司有成千上萬個這樣的渠道，專注于各種各樣的事情（從工程到喵星人等），由所謂的Mewglers負責。

嘿，谷歌，接下來發生了什么?

從秘密項目到泄密事件再到罷工事件，谷歌過去幾年堪稱多事之秋，下面讓我們回顧下谷歌過去幾年經歷了的多次罷工事件：

——2017年7月，達莫爾備忘錄：谷歌工程師詹姆斯·達莫爾(James Damore)發布了批評該公司內部多元化努力的內部備忘錄，谷歌最終解雇了他；

——2018年2月，Project Maven泄露：大多數谷歌員工第一次了解到美國國防部正在使用該公司的AI技術分析無人機視頻；

——2018年6月，Project Maven終止：谷歌宣布不再續簽Project Maven合同，并發布了AI原則來指導其使用這種顛覆性技術的方式；

——2018年10月，高管離職補償協議曝光：《紐約時報》爆料稱，谷歌向前高管安迪·魯賓（Andy Rubin）支付了9000萬美元離職補償，盡管他被指存在性騷擾行為；

——2018年11月，谷歌罷工：全球50個城市的2萬名谷歌員工舉行示威，抗議公司對性騷擾問題的處理；

——2018年2月，強制仲裁結束：谷歌表示，該公司將不再要求現有或未來雇員強制仲裁任何雇傭糾紛；

——2019年4月，AI咨詢委員會解散：在遺產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負責人被納入委員會后，員工爆發抗議，導致委員會解散；

——2019年5月，報復指控：在兩名谷歌員工指責公司對他們的組織罷工行為進行報復后，員工舉行了靜坐抗議。但谷歌否認了這些指控。

當達莫爾的同情者將瓊斯(跨性別女性)和其他谷歌多元化倡導者在留言板上的言論泄露給右翼新聞網站時，事情變得更加糟糕。結果，瓊斯表示，組織罷工的人受到騷擾和暴力威脅，盡管他們一再請求幫助，但管理層似乎也無能為力。瓊斯稱：“我們要求這些新聞機構停止這些惡意泄露行為。”

在說服管理層聽取她的意見方面，瓊斯有著良好的記錄。她曾成功帶頭推動了一項努力，讓該公司停止要求人們在其社交媒體網站Google Plus上使用真名的政策，她讓高管們相信，這樣的政策會讓最脆弱的用戶遭受惡意攻擊。但現在，她覺得管理層和員工之間的溝通渠道已經斷裂。瓊斯認為，這是一個內部無法解決的問題。

2017年10月，瓊斯和其他目標員工與低薪工人成立的權益組織Coworker.org會面，以協助解決谷歌內部公關和內部組織策略問題。瓊斯說：“我們很清楚，公司不會采取任何行動，我們需要施加媒體壓力。”今年1月，瓊斯和其他14名現任和前任谷歌員工與《連線》雜志討論了騷擾事件，以及谷歌對此事的回應。

瓊斯等人知道，在未經公司允許的情況下接受《連線》雜志采訪，這已經犯了谷歌的禁忌，為此這些人發布了內部貼文解釋自己的動機。他們明確表示，他們只是就谷歌的工作條件(這在勞動法律保護范圍之內)進行了探討，而非泄露有關谷歌產品或其他機密公司信息，他們相信后者依然屬于禁區。不出所料，并不是所有谷歌員工都認同這樣的說法。當時接受采訪的麥克米倫說：:“我收到了許多負面評論，比如，這對你來說真的很糟糕，但你為什么要把谷歌的丑事公之于眾？”

谷歌長期活動家、工程師莉茲·瓊斯在罷工后辭職

瓊斯表示，她之所以強烈反對泄露有關谷歌產品信息的行為，原因之一是這為管理層提供了強有力的理由，讓他們可以減少與員工分享的信息。

有些人以去年8月發生的事情作為例證，當時布林和皮查伊在TGIF會議上發表講話，當時在場的某個人或觀看直播視頻的人正在向《紐約時報》的記者泄露他們的講話內容，而記者則在將討論內容實時發布到Twitter上。一名員工站起來大罵這位匿名的泄密者，并因此迎來同事們的掌聲。麥克米倫承認：“這永遠毀掉了TGIF。在TGIF，沒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會再被提起。”

在離開谷歌時，其高級研究科學家杰克·鮑爾森（Jack Poulson）說，他被警告不要與媒體交談。他在接受《財富》采訪時表示:“他們明確告訴我，如果我想回到公司，他們可以無視我的政治立場，專注于我的技術貢獻，只要我不做像對媒體講話這樣不可原諒的事情。坦率地說，我不認為他們會高興我和你們對話。”

程序員的權力？

在員工維權方面，硅谷正處于十字路口。在有些科技巨頭(蘋果、Facebook、甲骨文)中，員工們基本上仍在遵循公司的規定。但其他公司則在與似乎遵循谷歌原則的員工展開競爭：從2018年開始，軟件巨頭微軟的員工抗議該公司與移民和海關執法機構合作、為美國陸軍提供增強現實耳機，以及女性員工待遇不公。

2018年，員工們要求微軟停止向美國政府出售面部識別工具。今年4月，4500多名亞馬遜員工敦促該公司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包括停止為石油和天然氣公司提供云計算服務。同時，云計算公司Salesforce的員工以特朗普政府的家庭分居政策為由，呼吁他們的雇主重新考慮Saleforce與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合同，650多名員工在信上簽了名。

實際上，早在罷工發生之前，皮查伊就給員工發了一份備忘錄，表達了他的支持，并在當天的會議上承認，谷歌并不總是正確的。他說：“公司內部充滿了憤怒和沮喪，我們都能感覺到，我也有同感。”在山景城的總部，首席財務官露絲·波拉特(Ruth Porat)和她的團隊加入了罷工。其他高管則回避了是否參與的問題，菲茨帕特里克對《財富》表示，那天她不在辦公室，當被問及如果當時在場，她是否會參加罷工活動時，她拒絕再回復。

谷歌的有些反應惹惱了罷工組織者。他們認為，高管們的支持是一種嘗試，目的是將此次罷工重塑為某種得到批準的公司“野餐”。有人問道，如果波拉特支持罷工，那她為什么不利用自己作為高管層的權力來實現他們的要求？不久之后，麥克米倫和瓊斯都辭職了，并稱他們發現公司的反應很懶散。對于瓊斯來說，最大的失望是該公司不愿遵守罷工組織者要求在董事會中增加工人代表的要求。她表示:“員工們非常善于理解這些問題。”她很高興人們留下來戰斗，但她覺得筋疲力盡了。

不作惡？克萊爾·斯泰普頓(Claire Stapleton)是兩名指控谷歌實施報復的員工之一

實際上，谷歌管理層已經表現出愿意傾聽員工意見的態度。在某些情況下，還愿意為此做出改變。谷歌表示，該公司已經變得過度依賴TGIF，但其現在規模太大，范圍太廣，無法在每周一個小時的會議上解決所有問題。谷歌正在嘗試增加不同的論壇，比如專注于單一主題的會議，比如最近發布的《多樣性報告》。

菲茨帕特里克說:“當我們開始看到人們舉起手，并稱‘我的聲音沒有得到足夠的傾聽’時，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介入其中。”為了平息其內部平臺上越來越多的不文明互動，谷歌新的“社區指南”禁止在任何工作文件中污辱和提及性行為，并要求每個在線群組都有一名群主，而且群主必須經過培訓。該公司還修改了性騷擾等問題的內部報告渠道。

谷歌的罷工組織者稱自己為“有權發聲的多數人”，此前一名員工公開稱他們為“有權發聲的少數人”。不管這個群組的規模有多大，不可否認的是，其在谷歌決定不續簽Project Maven合同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谷歌的員工也開始在公司之外施展他們的影響力。谷歌唯一滿足的罷工要求是取消強制仲裁，此前該公司曾要求員工私下解決與公司的糾紛。許多谷歌員工已經向華盛頓發起了挑戰，他們正在推動立法禁止這種做法。已經在谷歌工作了8年的維姬·塔爾迪福（Vicki?Tardif）稱：“國會議員們會見了谷歌的員工，而沒有接見Chipotle的員工。”她說，如果他們能夠幫助推動某些事情，意味著我們所做的事情取得了成效。

“我們不會閉嘴保持沉默”

今年4月份，谷歌內部的沖突達到了新的水平，當時參與策劃罷工的兩名女性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和克萊爾·斯泰普頓(Claire Stapleton)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指責谷歌對她們組織罷工活動進行報復。惠特克寫道，在AI委員會被解散后，她被告知，要想繼續留在公司，她必須放棄自己在谷歌和她共同創建的外部組織AI Now Institute的AI倫理研究。

斯泰普頓也稱，在谷歌工作了近12年之后，她在罷工兩個月后被告知，她將被降職，之后她應該請病假，即使她沒有生病。她寫道，直到她聘請了律師，谷歌才進行了調查，并撤回了降職決定。斯泰普頓對《財富》雜志表示:“我們正在利用對谷歌構成生存威脅的東西。”當天，該公司發表聲明回應她們的指控，稱沒有報復行為，公司禁止“在工作場所進行報復，并調查所有指控”。

對有些員工而言，報復指控是迄今針對該公司的最嚴重指控。許多罷工組織工作是由現場可靠性工程師(SRE)領導的，他們的職責是運營谷歌運行的最關鍵服務。當某樣東西壞了，他們會被叫去修理。他們對問題進行故障排除和診斷，并期望他們有自己的觀點和問題。本身也是SRE的瓊斯稱：“你必須去尋找弱點。當你認為人們試圖快速解決的事情不合適時，你也要去挑戰他們。”

在SRE的世界里，有個概念叫做“事后無過失”（blameless postmortem），這是一種回顧過去所犯錯誤的方式，但不會將責任歸咎于任何人。在谷歌工作了近5年的隱私工程師塔里克·尤素福(Tariq Yusuf)表示：“這是谷歌文化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也是讓人能夠大膽剖析出問題的能力。但報復消除了能夠安全提出問題的核心阻礙，整個過程因此而崩潰。”

罷工組織者已經開始將他們的策略貼上勞工組織的標簽，而此前許多人始終在避免這么做，因為他們擔心，對于傳統上更傾向于與管理層保持一致的勞動者來說，這樣做會令人感到不快。在Project Maven爭議期間，許多員工進行了“面試罷工”，拒絕參加面試和招聘應聘者的活動。這是一種抗議形式，加快了谷歌對報復指控的回應。

5月1日，罷工結束6個月后的國際勞動節，谷歌員工們采取了另一種老派的勞工組織策略，即舉行靜坐抗議，以應對報復。在紐約，抗議員工的情緒顯得十分壓抑，就像守夜那樣。數百名員工聚集在一起，討論他們所面臨的各種報復。有些人在哭泣，甚至有人說要組建聯盟。惠特克表示:“我們不會讓出已經獲得的權益，我們也不會閉嘴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