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道，物聯網技術技術目前似乎已經勢不可擋。其能夠幫助我們訂購商品，分析數據甚至于打造智慧城市。業內人士承諾物聯網技術能夠讓所有人受益，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在美國舊金山，一位年輕的工程師希望利用能夠跟蹤心率、呼吸和睡眠周期的傳感器來“優化”他的生活。在丹麥哥本哈根，一輛行駛中的公交車每兩分鐘將其位置和乘客數量傳輸到市政交通信息網絡，從而有效規劃前方三個交叉路口的信號燈時間，讓司機暢通無阻。在菲律賓達沃，一個可旋轉網絡攝像頭俯瞰著快餐店的倉庫，監視著進進出出的所有人。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物聯網”——將所有不同的設備通過網絡鏈接在一起。技術專家Mike Kuniavsky是這一想法的先驅，將其描述為“分布在整個環境中的嵌入式計算設備及數據通信”。我更喜歡它的本意：通過信息處理定殖（整合控制）日常生活。

雖然“定殖”一詞顯得有些咄咄逼人，但是隨著物聯網的出現，人類各類各樣的野心的確會得到滿足。物聯網并不是單一的技術。各種設備，服務，供應商和所涉及所有內容的連接都要達到同一個最終目標：收集數據，然后可以用來衡量和控制我們周圍的世界。

如果一個項目對我們日常生活有如此高的設計規劃時，至關重要的就是要弄清它的主旨思想是什么，它追求的利益是什么。雖然物聯網沒有規則可言，品質也無從衡量，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三個尺度的觀察來獲得更具體的意義：我們的身體（“自我量化”），我們的家（“智慧之家”）和我們的公共空間（“智慧城市”）。每一個尺度都顯示出物聯網為我們帶來的影響，每個層面都有不同的東西來指引我們。

在個人層面，物聯網以可穿戴式生物識別傳感器的形式存在。其中最簡單的是聯網數字計步器，它通過計算步數來衡量一個人的行走距離，并提供在活動過程中消耗的能量估算。更精細的設備能夠測量心率，呼吸，皮膚溫度甚至出汗量。

從理論上將，如果諸如Fitbit和Apple Watche這樣的穿戴式生物識別設備是為了迎合用戶的自我約束，那么通過類似的聯網產品和服務對家庭環境進行定殖的目的就是提供一個非常不同的體驗：便捷。這種“智慧家庭”努力的目標是通過設備來縮短欲望出現到欲望滿足之間的過程。

一個完美的例子就是亞馬遜出售的小工具，就是被稱為Dash Button的一鍵購買工具。許多物聯網設備僅僅是具備網絡連接性的傳統設備。Dash Button則是完全相反的，其離開互聯網就不可能存在。亞馬遜自己對這個設備及其運作方式的描述再好不過，所以我在此將其重復一遍：“Amazon Dash Button是一種與Wi-Fi連接的設備，可以通過按下按鈕重新訂購您喜歡的商品。要使用Dash Button，只需從Apple App Store或Google Play商店下載Amazon應用程序即可。然后，登錄您的Amazon Prime帳戶，將Dash Button連接至Wi-Fi，然后選擇要重新訂購的商品。一旦連接成功，您只需按一下Dash Button按鈕就可以自動下單。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單用途電子設備，每個設備都只能用于一個單一的特定產品。當您再次有需要時按下按鈕。這種設備可以用于您需要的寵物食品，洗衣粉或瓶裝水，從而完成自動下單。

我并不會刻意淡化類似產品對于用戶的價值。對于需要照顧年邁雙親的用戶、對于需要照顧嬰幼兒的用戶，甚至對于買盒貓糧都要花費一個多小時的用戶來說，這種產品有一定的價值。但與亞馬遜所獲得的收益相比，每個用戶因該產品而獲得的收益很校當然，因為有了這個小工具，你永遠不會斷了貓糧。但與此同時，亞馬遜可以獲取用戶需要商品的時間、地點以及頻率和強度等有價值數據。這完全是一筆資產，亞馬遜將通過各種方式利用它，包括使用這些數據來開發精準映射我們愿望的行為模型，以便達到更高的效率。

再者，諸如Dash Button這樣的設備能夠讓用戶以盡量少的思考來完成交易，甚至不再需要通過點擊手機或平板電腦的觸摸屏來下單。這都是業界稱之為“轉化”的精確數據，因為它是不懈的：每一個復選框的勾選，每一個輸入欄的填寫，都直指最后的用戶交易百分比。而交易中的步驟越少，人們越有可能消費。

而產品制造商則在不斷嘗試消除這些步驟，希望其物聯網產品之一能夠像智能手機一樣成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最近整個行業向“智能家居”的發展只是一個方面。

目前，這一策略都主要集中在所謂的“智能揚聲器”身上，而第一代已經打入市場，其中的知名產品包括亞馬遜Echo和谷歌Home，每一個這類產品都能夠成為整個智能家居的核心。亞馬遜Echo是一個簡單的圓筒型揚聲器，而Google Home則是一個倒置的橢圓形。但事實上，關于智能揚聲器的外觀如何無關緊要，因為其主要功能就是實體化的“虛擬助手”，為用戶提供一種便捷而集成的方式來訪問散布在家庭中的眾多數字控件——從照明和娛樂到安全，供暖，制冷和通風系統設備等等。

谷歌，微軟，亞馬遜和蘋果都有著自己基于自然語言語音識別技術的虛擬助手。大多數虛擬助手都是女性特征的名字、聲音以及個性。因為相關研究表明所有性別的用戶都喜歡與女性互動。

乍一看，這樣的設備似乎是無害的。它們只是靜靜地待在我們意識的邊緣，人們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會和它們交互。但是，當我們仔細地考慮時，會發現很多問題。

可以思考一下Google虛擬助手的工作方式：你向它提到對于意大利食物的興趣，按照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的話來說，“谷歌虛擬助手會為用戶推薦一些意大利餐館的訂餐APP，比如OpenTable等等“。

這個例子表明，雖然這些虛擬助手提供給我們的推薦表面上是中立的，但它們是基于許多內置的假設而做出的推薦，我們許多人會懷疑我們是否有必要仔細審查這些假設。

例如向餐館老板和前臺工作人員詢問他們對OpenTable的看法，你會很快了解到用戶的便捷完全建立在增加工作量的基礎之上，而OpenTable會擁有所有相關的數據。您還能夠得知了解到，在繁忙情況下，OpenTable會有意削減每位到店用餐者的預定次數。

因此，明智的用餐者不會使用OpenTable做預定，而是通過向餐廳致電定位。相比之下，Google Home則默認使用該服務。

這不是一個偶然。它反映了Google Home的設計優先級、預設環境以及產品理念。對于整個智能家居行業來說，其主要是由年輕設計師和工程師組成的同質化群體。比他們彼此之間同質化更重要的是他們與其他人的不同。

大部分物聯網設備往往由那些適應Uber、Airbnb以及Apple Pay等服務的人設計完成。對于這部分人來說，上述服務已經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他們認為這些服務是司空見慣的存在。但位于華盛頓特區的皮尤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有相當一部分人從未聽過或使用過這類服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所有人來說它們會變的司空見慣。

這種與聯網信息交互的方式也帶來了其他問題和挑戰。例如，用戶很難確定虛擬助手的推薦到底是客觀搜索產生的結果還是商家的付費廣告。但是，虛擬助手的主要問題是，它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毫無意義的方法，讓用戶不愿意長期沮喪的渴望，對于導致滿足度的過程不太重要。

虛擬助理能夠監聽環境的語音，并且實時待命。作為與用戶交互的語音接口，它們會監聽家居中的語音，以便檢測環境何時產生喚醒設備的“關鍵字”。通過這種方式，這些設備能夠收集更多數據，可用于廣告業務或者其他商業目的。

由于虛擬助手并不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只是單純依賴于關鍵詞判斷，反而導致了各種滑稽情況的發生。曾經美國國家公共廣播網絡播出了一則關于亞馬遜Echo的報道，而廣播中的各種線索被Echo理解為用戶命令，結果造成了各種混亂。

用戶從虛擬助手那里獲得了生活的一些便利，而其服務提供者卻獲得一切——關于你的生活的所有價值數據。讓我們簡單的思考一下，在物聯網為我們帶來一定便捷的基礎上，讓我們失去了什么。非聯網世界中給我們帶來的限制是否真的無法應對？回家之后再等待烤箱預熱真的很困難嗎？為了遠程操控，是否值得我們放棄很多？

現在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的手機在不斷收集關于我們位置和活動的信息。但是，我們往往卻忽略了當前的每一個街區也在實時收集信息，往往被稱冠之以“智慧城市”。如果如果說可穿戴設備是用戶的自我掌握和了解，而智能家居的目的是便捷，那么智慧城市的終極目的就是控制，通過實時控制更有效地利用空間，能源以及其他資源。

各種各樣的網絡信息收集設備正在被部署到公共場合，其中包括閉路電視攝像機，配有生物識別傳感器的廣告屏和自動售貨機。此外還有稱為“信標”的室內微定位系統，當其與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結合在一起時，就會向用戶發送有關附近產品和服務的信息。

在城市空間中，每時每刻都在有無數的信息產生，我們的過往無不留下信息的痕跡，每平方米看似平靜的空間都產生了各類用戶數據，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利用這些信息。在城市層面，物聯網的指導思想才是重中之重。

西門子工程公司關于智能城市的定義中提供了最鮮明準確的闡述：“從現在開始的幾十年，城市將擁有無數的自主，智能化的信息系統，具有關于用戶習慣和能源消耗的完善數據，并能夠提供最佳服務...這樣一個城市的目標是通過自主化的信息系統優化對城市資源的調控。“

有這樣一個哲學立場，其認為原則上世界是完全可知的，其中包含的各類事物可數可讀，相互之間的關系能夠通過技術系統完全編碼，沒有任何偏差。當這種理念用于城市事務時，這實際上是說對每個事物都有唯一正確的解決方案，這種解決方案可以通過正確輸入的技術系統來實現，并且在公共政策的基礎上不會產生任何失真。

事實上，這個理念的每個方面都值得懷疑。最明顯的是，說任何事物完全可知就是不正確的。即便傳感器能夠部署在一個城市的任何角落，它們也只能捕捉到能夠觀察到的信息。換句話說，它們并將無法掌握制定健全政策所需的一切信息。

此外，人類存在的固有偏見會不可避免地讓所收集的信息數據變色。例如，人們會無意識地產生有利于他們認知的數據。在壓力之下，一個負責“制定配額計劃”的警務人員可能會專注于她通常會忽略的違規行為，反過來說，她的指揮官在讓城市更安全的指標壓力下，可能會將人身攻擊的重罪劃為簡單的輕罪。特別是在金錢或其他激勵取決于達到是否績效門檻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尤其明顯。

還有闡釋的問題。智慧城市的倡導者似乎認為，人類的每個行為都有一個單一的顯著意義，可以被自動化系統遠程地識別出來并且做出響應，沒有任何錯誤的可能性。這種方法最極端的倡導者似乎認為，從現實世界收集的任何數據都能夠被統一解釋。

但是數據從來都不是完全“公正”，事實由于數據的收集方式不同，容易出現偏差。傳感器的安裝高度改變幾米，就能夠產生出不同的空氣污染數值。稍微改變對于犯罪行為的分類，就能夠改變整個社區對風險的認識。而任何從事投票工作的人都知道結果對于調查的措辭有多敏感。

所有已知的信息處理系統、現有的人類認知水平以及現行的組織都與這種所謂“完美”相悖，。事實上，無論一個計算系統功能如何強大，任何經驗豐富的工程師都永遠不會用其來表示完美。

此外，對于紛繁復雜的城市問題，一個解決方案打包一切的理念也令人困惑。一個城市往往由各類偏好的個人和社區組成，不可能同時完全滿足所有人。

如果說存在這樣一個可以在算法上實現的解決方案，也是完全不可信的。假設存在這樣一個平衡所有的算法，能夠自動調配各類資源，那肯定會非常便捷。但是，將市政管理決策交給算法似乎也過于信任編寫算法的人了。

很簡單，我們需要明白，開發這樣一種旨在指導公民資源分配的算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

從計算模型推導出的政策建議，也很難適用資源分配等敏感問題。其中一些結果可能被人為干預，被加權決策因素覆蓋，或者直接被忽略。

事實上，大多數智慧城市措辭中隱含的完美能力與我們所了解的技術系統是完全不相稱的。其并未建立在城市運行的基礎之上。所以說，盡管物聯網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能性，無論我們被告知物聯網帶給我們多少便捷，多少自我掌控時，但我們也會應當以懷疑態度對待整個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