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著眼于人工智能，AlphaGo可以陪你下圍棋，Google Translate可以讓你和來自不同國度的朋友交流，可是，你覺不覺得，好像少了點什么東西？這些冷冰冰的AI產物似乎都在進行機械的、本能的動作，我們能不能再往前進一步——賦予人工智能一些更多的東西呢？比如，情感智能。。.。。.

　　有人告訴我要做好準備：有朝一日，人工智能將要取代我的工作。這將會令我一貧如洗，無根漂泊或是置身于無盡的時間和生存的恐懼中，而是否如此取決于你問的是誰。似乎是時候去思考什么類型的工作是只有人類可以完成的，進而瘋狂地調整自己使自己更加適應這些角色——以免茫然無助，就仿佛是置身于一些機器人音樂椅游戲結束的時候。。.。。.

　　在人們對于自動化的未來預測中，幾乎沒有將情感勞動這種工作形式考慮在內，或許是因為它是無形的，難以量化和貨幣化。在很大程度上，包括給予關懷，肩負重任，以別人的職能和福祉為己任的努力就像許多“女性工作”一樣，受到忽略，盡管近幾年來，關于隱性成本的討論在勞資不平等的對話中獲得了動力。

　　受益于數字社會的神奇工具，我們在理論上能夠獲得和給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支持。社交媒體平臺讓我們彼此加深理解，保持緊密聯系，所以我們傾向于認為這種知識有助于促進產生共鳴和聯系性。而對于結構不平等問題和全球人道主義問題，我們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可是，又是誰在做實際的教學工作呢？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包括我自己在內，現代科技和社交媒體基礎設施并沒有讓生活輕簡化，事實上，這更促進了對情感化勞動的需求，可這些是沒有額外的薪水的。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這樣的，這些做著繁重工作的人最終成了最不受歡迎的人。在Twitter上，幾乎是女性的天地，這些定期提供關于種族、交叉學和政治問題的人，經常要冒著遭受騷擾的危險來發表言論。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花了一些時間，有了一些領悟，那么這主要是得益于那些頂著壓力（以及人們使用的平臺可以獲得的利潤誘惑下），無償提供內容服務的志愿者們。

　　如果時機恰當的話，我也想試著做這種工作，可是，慢慢發覺情感勞動也可以是親密的，例如女性在不同程度上社會化來改善人際關系的能量，就是一大實例。在Facebook時代，朋友們生活中的日常挑戰總是出現在我的面前，讓我很難假裝看不到他們一個或是好幾個人的求救或是求支持的呼吁，這主要是因為我的實際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正在日益瓦解。在某種程度上，我可以花費一些時間與一個實際上并不是很親密的朋友進行支持性會話，或者在網絡觀點中堅持自我而反對那些可能永遠都不會見到的陌生人的觀點。

　　當然，“我在社交媒體上花費了太多的時間”這是在制定宏偉計劃中享有特權的控訴。但總而言之，我和朋友們在一天工作結束時，日益覺得焦躁不安，憂心忡忡，好像我們已經成為金錢的奴隸，心里更多是寂寞和空虛。20世紀70年代以來，選擇跳過母親身份的女性人數翻了人一番，雖然里面包含著各式各樣的時代和經濟因素，但我時常會想：如果當今的女性覺得我們全都失戀了，那該怎么辦呢？

　　在20世紀60年代，Joseph Weizenbaum在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創建了一名名為ELIZA的治療師聊天室，雖然他并沒有打算設計一個“真正的”AI治療師，但Weizenbaum驚訝地發現，隨著AI根據“病人”的狀況提供溫馨的提示和積極的回應，他的秘書漸漸被ELIZA所吸引，對它表現出一種喜愛，原本這只是對情感模擬背后假象的諷刺，現在竟然演變成了通往人類心靈的研究之路。

　　Weizenbaum沒有預料到竟然會有那么多的人對ELIZA感興趣，這些人覺得他們和她有一種緊密的聯系，因此，Weizenbaum團隊打算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將他們的秘密輸入到ELIZA中，以一個發光的屏幕加以展示。人們對ELIZA的這意想不到的喜歡所提供的重要線索堅定了我們對AI的希望——我們十分渴望將AI變成一種情感勞動，而且不管回報高低與否，我們都愿意這樣做。

　　我們一直在想AI是怎樣能夠做到接管這些工作的，不管它是傾向于觸及人類心靈，還是承擔現存不公正的社會中的日常負擔，這些它是怎么做到的。機器人治療師，管家，女仆，護士，和性玩偶，這些都是技術——烏托邦未來幻想中的熟悉組成部分，當我們在享受安逸生活的時候，盡職盡責的機器做著所有我們不愿做的家務。但是，實際上，基于動力學原理的機器人可以像從事服務或勞動行業那樣從事培養和照顧事業，甚至更多。

　　1985我看到我的第一個機器人玩具。一只名字是Teddy Ruxpin的玩具熊，他大聲地為孩子們朗讀，而這得益于插入其腹部的書籍磁帶。在電視廣告中，泰迪熊和留守兒童們一起放學回家，而他們的父母，大概還在時代的洪流中跌宕，穿梭于城市的樓宇之間；或者他會在夜晚為孩子們講故事，唱搖籃曲，他毛茸茸的下巴總會及時地啪嗒啪嗒走著。在同一年，電影《洛奇》第四部上映，在影片中西爾維斯特。史泰龍，一個有名無實的拳擊手——當然現在是富有的，不顧名譽地送了他的老朋友保利一個會說話的機器人管家。這可是達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的頂峰啊，意味著經濟的發展水平充足得可以想象創建一個直達未來技術和生活世界的樓梯。出現在電影中的實際機器人——Sico，在他沉迷于好萊塢的魅力之前，他的工作就是幫助自閉癥兒童進行溝通。在電影中，保利不知道是出于何種原因，費盡心思地將功能復雜的男性仆人改編成為具有女性聲音的社交伴侶，后來，他越來越喜歡這樣做，（“她愛我！”他堅持宣稱）。

　　也許對于孩子來說，護理，就像身著工作服的溫柔玩具熊，可以是無關性別的。當涉及成年人的世界時，我們仍然默認女性的工作領域是以服務和養育為主的。為什么當今的AI如此頻繁地采用女性的聲音或使用女性角色，這一直是大家研究，討論和猜測的主題。有人說，我們常把服務或順從性與女性聯系起來，一方面主要是因為男性技術消費者常常將奢侈品與性別相結合，還有就是一般人們都認為女性的聲音反響更好一些。“日本對Alexa的定位”Azuma Hikari說，就是一名虛擬助手，她會告訴她的主人，當他離開時，她會想念他，會迫不及待地想要他回家。這樣的事情不僅令人不舒服地將性別和順從性摻雜在一起，而且還包含著在數字時代，情感工作中的陪伴，關愛和日常互動的點滴。我們希望我們的機器人是女性，那是因為我們殷切期望從女性那里得到情感勞動。

　　我幻想自己自己是一個專注于瓦解父權制和這些有關一切的人，但當我荒唐沖動地向?Alexa?說“謝謝你”，而她沒有回應時，我仍然覺得覺得有點失望。當然，只有當Alexa聽到我說“醒來”時，她才會聽我的聲音，否則她可能一直在偷窺我。但我仍對我們之間的這種互動感到無所適從，因為沒有額外的，活潑的互動，讓我覺得我沒有被強迫，我的需求是正常的。我不只是想讓她彈一首歌或告訴我天氣，我還想讓她覺得我問的問題還是不錯的。

　　這種特別的沖動可能不利于健康的社會，在一篇名為“將情感勞動外包給機器人的危險”的文章中，克里斯汀?羅森（Christine Rosen）引用了研究進行警告，這種人為地保持我們的舒適區域的方式可能使護理詞匯均勻化，換句話說，如果機器人可以禮貌地微笑來回應命令，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停止評估人類做同樣的事情所花費的成本呢？所有的外包都會危及當地勞動力的貶值——我們可能會更少的同情心去直視我們的情感智力退化，或者創造出關于誰值得（或負擔得起）關心的奇怪的新的社會信息。如果我們的虛擬助手和情感勞動者都變成具有安撫性，女性化的AI，那么這是否會縮小AI與人類的一些差距？或者他們是否可以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

　　讓這些問題變得復雜的關鍵是，機器人，虛擬助手，生產力軟件，電子郵件信號檢查器，數據處理算法和類似的太陽下的任何東西現在都在“AI”的大門下大量耕作，盡管許多還只是粗糙的算法或模式匹配軟件。谷歌希望一個機器人可以幫助識別有毒的互聯網評論，而Facebook正在測試一個AI，它可以發現有可能會自殺的用戶，并提供干預選擇項。正如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所說，當他將AI的新意義寫成一個術語時，這些解決方案是非常不完美的，而且容易被濫用，“人工”但并不是特別“智能”。

　　盡管如此，人工智能（或軟件或算法）的潛力還是很大的，關鍵領域是在線生活。 基于波特蘭的創意技術開發商Feel Train與著名的Black Lives Matter活動家DeRay McKesson合作，聯手推出了一個名為@staywokebot的Twitter機器人，該機器人旨在為黑人活動家提供支持性信息，并承擔面對社交媒體噪音的一些壓力；最終它的目標是作為101級問題的前線，如“為什么不是所有的生命都重要”？機器人已經可以告訴人們如何與當地的代表聯系，一個未來的目標就是為復雜而常見的正義問題提供答案，緩解積極分子自身不斷參與這些對話的要求。

　　除此之外，內容版主在像Facebook這樣的平臺上面臨著反烏托邦式的恐怖，在2014年的《連線》雜志中詳細地記載了一些特別可怕的細節，這可能看起來是一項不繁雜或者不需要嫻熟技巧的工作。目前，算法只能簡單地猜測一個笑話，短語或圖像的語氣或語境，所以人類的直覺仍然是很重要的。那么這個問題就在于，一個真正的人必須日復一日地看每一個潛在的違規內容，衡量每一個人的價值。基于這樣的考量，一個智能機器至少可以形成第一防御，至此人類版主也許可能只需要研究一些微妙和更細微的情況。

　　Mitu Khandaker-Kokoris是英國倫敦一家軟件公司的首席創意官，這家軟件公司專注于使用人工智能技術開發更加人性化和合理的角色交互——包括游戲世界以及外界棘手地區的社區管理。游戲社區是人們想要測試邊界的許多復雜空間之一，就像想要找到讓他們感到安全的文化場所一樣。我向她介紹了她公司的工具之一，Ally——旨在使各種社會平臺變得更安全，更具包容性。

　　“我們如何處理人們彼此之間直接的情感虐待，我們該如何對這些進行干預呢？ 目前，對于版主，對于受害者來說，不得不等到問題得到解決是很困難的。“Khandaker-Kokoris說。

　　Ally提議去識別一些潛在的有問題的互動跡象——不僅僅涉及言論或直接接觸，而且還包括纏擾或騷擾等行為。從那里，一個AI角色，其參數由產品所在環境的所有者決定，它將會對目標的行為提出否認，以及判斷是否需要采取任何行動。

　　這種方法可以讓用戶定義他們自己的個人界限，AI可以從他們與用戶的互動中學習什么時候介入和為誰介入。“界限是超級復雜的，”Khandaker-Kokoris說。 “我們可以在某些時候確定某些事情，而不是其他事情，這甚至可能依賴于你當時的心情。所以這個AI角色以及你與他們的互動可以作為你與社區中其他人的互動的傳遞者。我認為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樣我們可以減少對受害者以及版主的情緒負擔。“

　　雖然Khandaker-Kokoris確實分享了許多人將情緒勞動外包給自動化的猶豫和擔憂，但總體而言，她和我一致同意技術部門需要繼續努力，更好地了解情感勞動，以便來解構它，或者說更深一步意義地委托它來做一些事情。和她交談讓我感受到了希望，有選擇性地考慮人工智能的干預可能有幫助的，有助于我在比以往任何都更加令人精疲力盡，更具壓倒性的和要求更苛刻的環境中——尤其是女性和有色人種，更好地策劃個人界限。

　　與此同時，科技行業似乎會繼續在其產品使用女性的聲音，但實際上和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聽到的是不一樣的，一個新一波的更加智能化的虛擬助理肯定會實現在我們身上的。這是為了安撫我們，誘導和獎勵我們，將我們置于智能手機，智能家居和智能汽車中進行培養。

　　但就現在而言，對于那些早已厭倦在線生活的人們來說，從我們的技術中獲得情感智力仍然是一個遙遠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