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務架構的頻繁調整所反映的是愛立信對未來發展方向的迷失。市場整體規模受制于運營商總體投資支出水平是包括愛立信在內的整個通信設備制造行業最大的發展瓶頸,在2020年5G網絡大規模投資啟動前市場需求的疲軟對嚴重依賴運營商業務市場的愛立信而言是生死之間的挑戰。面對這一挑戰,衛翰思的思路是穩固傳統的無線業務,在網絡云化上實現技術引領同時向ICT和廣播電視等新市場領域進行拓展;但鮑毅康上臺后面臨的最大壓力是恢復盈利,因此他的專注戰略其實就是進一步收縮,砍掉需要投入培育的媒體業務,又將盈利能力最差的管理服務業務單列出來并明確提出通過解決低水平運營和低毛利合同而全力實現業績反轉的目標。
這進一步說明,愛立信董事會留給鮑毅康的時間或許并不是很長,所以鮑毅康只能對現有業務架構實施止血手術,并大刀闊斧地將面向客戶的10個市場區域管理層整編為5個,其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改善盈利水平。鮑毅康代表的是愛立信最大股東瓦倫堡家族的利益,這透露出瓦倫堡家族追求短期效應的目的或許就是為了吸引潛在金主出手而把愛立信賣出個好價錢。
這個潛在金主最大的可能就是與愛立信進行戰略合作的思科。對于思科而言,2020年5G網絡投資大規模啟動前的任何一年都是相對合適的出手機會,但從2017年開始每往后拖一年,通信設備市場的競爭環境就會更嚴峻一些,愛立信的處境就會更艱難一些,思科出手的機會就會更有利一些。因此,面對愛立信生與死的挑戰,其CEO鮑毅康看上去更像是大戰風車的唐吉·坷德,與思科何時出手的耐心進行奮勇拼搏。
四、中興的困頓之局
按照中興在2016年財報中所稱“本集團堅持人口大國和全球主流運營商戰略,并在部分區域取得新的突破,逐步重塑市場格局“的說法,中興在海外市場布局上的收縮態勢明顯,按人民幣計算,2016年中興在非洲市場銷售同比下降了17.6%,歐美及大洋洲市場下降了11.5%,除中國外的亞洲市場下降了1.7。中興在海外市場布局上的收縮,與其海外業務盈利能力差有一定的聯系。如下表中興在不同區域市場的毛利率水平所見,在發達的歐美及大洋洲市場和競爭激烈的亞洲(不含中國)市場,中興的毛利率均遠低于其國內毛利率水平,這與中興一貫以低價沖擊發達市場的策略有關,但同樣也反映出出其在海外市場競爭實力弱和盈利能力差的特點。
在營收規模與競爭對手拉開差距的同時,中興2016年在海外市場的銷售收入也同比下降了9%,在整體業務收入中的占比只有42%。把觀察范圍拉長,從下表中興海外市場收入從2010年到2016年間的變化情況來看,海外市場收入在整體收入中的占比一路下滑,已經從當年的過半數滑落到4成左右,而其總體規模也始終徘徊在400億人民幣上下而沒有進一步的突破。
中興2016年在非洲和歐美及大洋洲市場收入超過10%的下滑是否與其年初因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制度而受到美國商務部制裁有關,中興在其財報中并未提及,但該事件對于中興的當年業績及未來發展的影響卻非常深遠:
1. 利潤虧損。
因為承認公司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律,并在調查過程中有干擾調查的行為,中興最終與美國商務部、司法部和財政部達成和解接受了8.9億美元的巨額罰款。由此中興在2016年的財報中一次性計提了61.83億人民幣的營業外支出,導致公司出現14億人民幣的虧損,而歸屬到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凈虧損為23.6億元,在2016年不再進行利潤分紅。在此事件中,中興公司管理層的違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最終由普通股股東買單,由此對公司形象和股東利益造成的傷害不可低估。
2. 變賣股權。
為了籌資支付美國政府8.9億美元的罰款,中興分別在2016年6月和11月對其持有的訊聯智付、天津智聯和中興物聯的80%以上的股權進行了變賣。這三塊股權業務涉及互聯網金融和物聯網,屬于具有高成長性的熱門行業,但為了支付罰款而被匆匆變賣,對于公司的長遠發展和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東的遠期收益同樣造成的傷害亦不容忽視。
3. 高管更迭。
2016年4月5日,自2010年開始擔任CEO的史立榮因美國政府出口管制事件引咎辭去CEO職位,公司原CTO趙先明出任公司CEO兼董事長并全力處置與美國商務部的談判。2017年3月14日,在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之后,趙先明辭去董事長職務而留任總裁,公司執行董事殷一民出任公司新一屆董事長。4月5日,負責消費者業務的執行副總裁曾學忠從中興離職。短短一年時間,董事長三次更迭,對中興對外形象和對內管理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覷。
此外,巨額罰款造成的業績虧損也使得中興的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三個行權期未滿足業績條件而作廢,這勢必對中興以股權激勵來穩定管理層和核心人才的目的形成打擊。
因此,雖然8.9億美元的巨額罰款所造成的業績虧損在中興2016年的年報中僅靠一條“營業外支出”的記錄就被一筆勾銷掉,但這一事件對于中興在2017年乃至更長時期內的運營與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還仍待觀察,特別是根據和解條件,美國司法部為中興設了三年的觀察期,三年期間中興要隨時接受美國司法部批準任命的獨立合規監督員的監察;而美國商務部則還有一筆暫緩支付的3億美元罰款和為期七年的拒絕令如達摩克利斯之劍在中興頭上要一懸七年。
結語:
根據GSMA的統計,全球移動運營商的固定資產投資(CAPEX)在2015年達到了峰值,接近2000億美元 ,并從2016年開始掉頭向下,直接降低了6%,GSMA預計這一下滑趨勢將一直持續到2020年5G網絡投資逐步啟動。具體到中國市場,根據三大運營商的財報數據顯示,中國移動2017年資本開支預期為1760億元,同比下降6%;中國電信資本開支預期為890億元,同比下降8.1%;中國聯通資本開支預計為450億元,同比下降37.6%;這也就意味著,2017年三大運營商資本開支將減少462.1億元,同比降幅高達13%,這對于所有通信設備廠商的2017年業績,尤其是高度依賴國內市場的中興和華為來說是個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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