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駐華大使唐勇勝(Vikram Misri)對兩項數據頗為關注。

唐勇勝表示，第一項數據顯示，從2016年到2018年，中國對印度新興初創企業的投資增長了8倍，從約6億美元增至55億美元。第二項數據顯示，雖然這兩個亞洲大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今年有望達到1000億美元，但印度的對華貿易逆差目前已達530億美元。

“這種逆差在經濟上不可持續，”唐勇勝最近對一群香港聽眾表示。他呼吁在這一問題“變得具有政治敏感性”之前采取行動。

例如，唐勇勝表示，印度生產了全球平價仿制藥供應量的20%，而中國每年僅從印度進口價值2億美元的仿制藥——盡管更多的仿制藥通過走私進入了中國內地。

中美兩國爭奪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角力，給其他國家（從澳大利亞到日本，從韓國到新加坡）帶來了連帶損害，但印度相對未受到波及。但這種貌似的好運氣不能歸功于外交技巧，更不能歸功于任何經濟影響力。相反，它反映出印度缺乏全球競爭力，國內經濟放緩，資金成本高，風險資本匱乏。

由于印度的風險資本如此稀缺，幾乎所有進入印度市場的企業要么是外資企業——如亞馬遜(Amazon)、Facebook和WhatsApp——要么是背后資金來自國外、卻打著本土旗號的企業。其“金主”要么來自中國，如螞蟻金服(Ant Financial)投資于Paytm、字節跳動(Bytedance)入股新聞應用Daily Hunt；要么來自美國，包括沃爾瑪(Walmart)以160億美元收購Flipkart；或者來自涉足眾多領域（從數字支付到共享出行）的軟銀(SoftBank)。

7月早些時候，印度采取措施試圖解決這一問題，終于出臺針對初創企業的稅收減免措施，作為大選后預算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中國的制造成本不斷上升，而外國投資者正在設法通過供應鏈多元化來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但印度未準備好利用這一機遇。

相反，越南成為迄今的最大受益者，這不僅得益于美國制造商轉移生產基地，還得益于韓國等其他出口國。

澳新銀行(ANZ)駐新加坡高級亞洲策略師Irene Cheung表示：“這場（貿易）爭端正逐漸演變為一件曠日持久的事情。作為回應，亞洲的供應鏈出現了一些調整。自2018年末以來，中國對美出口一直在收縮。與此同時，其他一些亞洲經濟體，尤其是越南和柬埔寨，對美出口有所抬升。”

印度***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第一任期推出了“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計劃，旨在鼓勵制造業發展，但外界普遍認為該計劃收效甚微。

這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于基礎設施方面的瓶頸。印度許多貨運列車的運行時速還不到30公里。港口太少。雖然近年上馬了大量公路建設項目，但建設速度（盡管有了很大提高）仍遠遠落后于東南亞的競爭對手國家。

印度的工業缺乏規模，即便考慮到工資很低，但工人的生產率仍不夠高。

隨著企業規模擴大，它們有時會從在印度制造轉向在印度組裝，因為它們無法獲得所需數量和統一標準的零部件。

印度駐華大使指出，中國手機制造商小米(Xiaomi)在印度擁有35%的市場份額，但盡管如此，他只能指望該公司在印度開展分裝業務。他向往地補充道，如果中國增加對印度制造業的投資，而不是扎推投資于科技行業，那樣會更好。

印度應該向已往制造業價值鏈上方移動的中國學習，為其低技能人口創造如此大規模的就業機會，使其他任何國家在競爭力上都趕不上它。Premia Partners管理合伙人蔡瑞怡(Rebecca Chua)表示，這是越南已經汲取的經驗。最近Premia發行了一只在香港上市的MSCI越南ETF基金。

她說：“今天的越南看起來就像20年前的中國，有著相似的有利條件。三星(Samsung)一半的智能手機、英特爾(Intel) 80%的芯片都在越南生產。”

相比之下，印度創造的幾乎所有就業都是低端服務業崗位，向價值鏈上方移動的希望渺茫。

除了與中國之間存在問題以外，印度與美國之間也有矛盾——美國總統特朗普(Trump)最近以印度采取保護主義政策為由、取消了授予印度的“最惠國”地位。但考慮到經濟和基礎設施問題，印度缺乏與自身規模相稱的籌碼。

換句話說，唐勇勝大使對于印度與中國建立更平衡、更富有成效的關系的期待，不太可能會在短時間內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