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無明文不為罪。辦理刑事案件，法典不能離手。對辦案人員和刑辯律師來說，“兩高”司法解釋、意見批復、會議紀要、指導案例，手頭得常備常新。“一本通”“總整理”“全厚細”等刑事工具書，也是必不可少。

當然，司法實踐中，許多“疑難雜癥”，無法直接從字面求解。例如，多次搶劫預備，能否認定“多次搶劫”？經營有償討債業務，是否屬于“非法經營”？國有控股企業中，哪些人屬于“國家工作人員”？上述問題，單查法條不夠，有時得靠“立法釋義”或“理解適用”支招，或者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刑事審判參考》等出版物中尋找答案。問題是，這些釋義、參考、案例分布甚廣，體系龐大，查詢不易，即使匯編整理，也是不易攜帶的“大部頭”。

我任刑事法官時，曾想逐字梳理前述文獻，從中提煉“干貨”、歸納“規則”，編撰一本相對全面、實用的“小冊子”。然而，面對洶涌而來的人工智能大潮，我又開始猶豫：當所有法律法規、司法文件、裁判文書都可以在“超級數據庫”內“一網查詢”，當“智能類案推送”成為各類辦案輔助系統的核心“賣點”時，還有必要再去編一本法條注釋書嗎？一切交給數據和機器，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了？

“當然不可能全靠機器解決。”當我向法律科技界的朋友求教時，大家都給出否定答案。是的，按照現在的人工智能技術，計算機在語音識別、圖文識別、自然語言處理方面進步神速，但具體到法律領域，還做不到真正意義上的“智能推送、精確回應”。

為什么呢？因為每一個刑事罪名背后，都隱藏著千百種“適用場景”，對應著各類成文或不成文規則。這其中，既有法律適用規則、量刑操作規則，也有證據審核規則、程序把關規則。如果沒有法律專業人士去提煉、分類、整合，并作標準化處理，將之轉化為算法嵌入系統，機器就只能回答“搶劫罪規定在刑法第幾條、有哪幾種加重處理情形、入戶搶劫致人輕傷如何量刑”等簡單問題，無法就復雜案情作出反應。

機器若想“智能”，必須經過“深度學習”和“試錯訓練”，而學習的對象，并非法條或司法解釋的簡單堆砌，而是經過一線辦案人員“精加工”過的法律適用規則。規則越是“以問題為導向”，越是經過反復提煉、校正，機器的反應就越是靈敏，結果就越可能接近準確。正如行內對“人工智能”的解釋：“投入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即使進入“智能時代”，法律專業主義仍然必不可少。推動實現“智能輔助辦案”，不僅需要工程師和程序員的孜孜努力，更離不開法律專業人士精心繪制的“知識圖譜”。

這里的“法律知識圖譜”，是教會機器開展法律推理的基礎。總體上看，它是法律法規、司法文件、法院判例、證據規則和案件事實的動態集合。具體而言，又可以細分到追訴標準、法律適用、取證指引、證據分析、量刑指南等各個領域。

2017年年底，因為工作關系，我參與了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又稱“206工程”）的應用推廣工作。“206工程”的初步目標，是對應刑法常用罪名，制定相應證據標準和規則，將之嵌入司法辦案系統，實現對證據的統一提示指引、嚴格校驗把關。

證據指引工程龐大，必須以“眾籌”形式完成。但法律適用規則的整理，其實是刑法知識的一次“精加工”，編輯者的邏輯編排、要旨提煉、觀點選擇，體現了個人的價值取向、學術判斷、政策立場。因此，我決心利用業余時間，編撰一本聚合刑法法條、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司法指導文件及其起草者解讀，囊括各類有效判例規則的刑法注釋書。

與德、日學者側重以學說、理論注解法典的傳統注釋書不同，這本《刑法注釋書》選擇的注釋工具，是立法釋義、立法解釋、立法解釋性意見、司法解釋、司法指導文件、指導性案例、公安文件、相關文件理解與適用等。

受罪刑法定原則規制，刑法典是一個相對閉合的規范體系，最適合以注釋方式編撰。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科技的快速發展，刑法及其司法解釋也必須不斷予以回應。可以說，任何一本紙質刑法工具書，從出版當日就“過時”了。當然，隨著科技發展，有很多方式可以彌補這一缺憾。

實踐中，可能已有法官審理過超越規范性文件、指導性案例所列情形的案件，并根據刑法精神，在裁判文書說理過程中確立了新的規則。如果依托注釋書建立在線專業社群，由法律研究者或從業者適時提供生效判決文號或文本，不斷豐富完善、調整校正相關裁判規則，將為推動立法、司法完善提供更多燃料和動力。這也是我將著手的一項探索。

我相信，即使法律人工智能已廣泛投入運用，但只要注釋者始終以現實問題為導向，始終秉持刑法正義精神，法律人的“情懷”和“匠心”，是無法被復制和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