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產業升級換代、“紐扣”做到全球第二……面對傳統制造業如何走出高質量發展新路的時代命題，浙江臨海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通過擁抱新技術、新理念，汽車機械等傳統制造業綻放新活力。

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作為尖端的智能化技術，業內專家認為，人工智能正在成長為供給側改革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幾天前，中科院院士、上海人工智能安全專委會主任何積豐在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對國內人工智能發展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解讀。在他看來，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也是一個既積勢蓄勢謀勢，又識變求變應變的過程。未來幾年，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必須抓住機遇，加快推進對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技術的研究和推進一點都不能浮躁和急于求成”

何積豐最早是計算機專業出身，是上海高校中第一批從事計算機科學研究的人員。1980年，他作為訪問學者被派到美國舊金山大學進修。“當時中國的計算機學科太落后了。”何積豐說，“我感覺我們有責任把國內的計算機學科帶到國際前沿。這是國家對我們的期待。”

有積累才有豐收，正如他的名字一樣，何積豐在科研領域默默耕耘、點滴積累，不斷取得新的科研成就。“在這個領域取得一些進步，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長時間的積累是唯一方法。”何積豐對自己的科研經歷有著這樣的感悟。正是像他這樣千千萬萬個科研工作者在人工智能領域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組成了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從積勢蓄勢到謀勢而動的過程。

我國對人工智能的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1980年起，國家開始大批派遣留學生赴西方發達國家研究現代科技，學習科技新成果，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和模式識別等學科領域。人工智能項目涉及的面很廣，研究難度很大。我國在人工智能研究上雖起步比較晚，但一些業內專家認為，我國在人工智能新賽場上的研究積累與發達國家相比并沒有特別大的差距。

“我們從80年代開始，各方面的專用人工智能技術就在慢慢漸進。80年代中期，國內開始有一些高校設立了人工智能研究所，那時候他們做的主要是無人系統，像無人車、機器人。”何積豐說，“到四五年前，我們的互聯網技術開始快速發展，一些過去沒辦法做的人工智能應用得到了技術的支撐，人工智能有了一個更加快速的發展。”

中國古人有句話：“謀定而后動。”何積豐表示，這些年，我們國家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實體經濟應用上已經有了幾年的儲備，比如我們的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在為智能制造服務。此外，我們的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也比國外多，這一個是因為在國家推動信息化與工業化結合的過程中，很多企業認為數字化能夠幫助自身改善管理、改善產品質量，因此在數字化的研究和應用上下了很多功夫，而前期的數字化為后面的智能化應用提供了基礎。另一個是因為這幾年我們的一些專業技術發展比較快，比如人臉識別技術、語音識別技術，為人工智能的發展提供了良好基礎，很多國外的專家來跟我們合作時主要看中的也是我們的應用場景比他們多。

根據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發布的數字，截至2019年底，中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的規模超過510億元，人工智能企業超過2600家。“這些年我們在技術上的變化之大，是令人驚嘆的。”何積豐回憶起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末參與學校自主研制的第一臺計算機的工作。那臺計算機和現在的計算機相比就是個龐然大物，體積相當于兩個半家庭書柜大小，但運算能力連現在普通筆記本電腦的十分之一都比不過。而如今，中國在相關技術上有了很大突破，一些技術也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回憶起這些年的經歷，何積豐總結了這樣一句話：“技術的研究和推進，一點都不能浮躁和急于求成。”

“無論是醫療還是教育，都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予以改變”

對于人工智能對供給側的影響，科大訊飛執行總裁胡郁曾舉過一個形象的例子：北京有一個老中醫非常厲害，全國的人都想找他來看病。原來他一天只能在北京看30個病人，后來有了互聯網，他一天能看全國范圍內更多的病人。但供給側的瓶頸來了，全國可能有30萬人想找他看病，但老中醫一個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這時候如果有人工智能，就可以對老中醫的知識進行學習并復制出來，復制30萬份，使得需求側和供給側的改革得到體現。

在胡郁看來，無論是醫療還是教育領域，都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予以改變。對此，何積豐持有相同觀點。

“現在供給側的不足，有人認為是生產能力過剩造成的，有人認為從市場端來看，是上下游之間不暢通造成的。但實際上更重要的因素是品質問題。過去我們的一些中低端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占很大優勢，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也起來了，他們也會做中低端產品。現在的消費者對一些優質產品、優質資源的需求量增加，因此我們必須利用技術，提升高品質產品的供給。”

何積豐給記者介紹了人工智能應用的三大領域，除了政府部門的精細化管理以及實體經濟改造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醫療和教育等民生領域。

“我們的教育特別是中等教育，優質資源比較缺乏。為什么大城市里面有一段時間學區房比較貴？就是因為家長要追求好的教育服務。前一段時間，由于疫情的原因，大家發現線上上課也是有一定效果的。而且這種方式可以讓更多的人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資源。這就是對教育資源供給的一種增加。還有我們的醫療也是一樣，醫療資源尤其是優質的醫療資源目前還是供不應求的狀態，有了人工智能技術，我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幫醫生來輔助診斷，比如分析一些X光片，人工智能有時候可能比醫生看得還仔細。”

何積豐談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計算機應用剛剛推廣，那時候大概有兩類系統跟人工智能有些交接，其中一類就是醫療專家系統。“比如很多醫院里面都有一些很有經驗的老中醫，常常有全國各地的患者來找他看病，我們很希望能把他經驗變成一些規則，然后把規則放到計算機系統里面，這樣其他年輕的中醫也可以拿來用。”第二類是現在講的專用人工智能技術。“主要是做語言翻譯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很缺支持外語方面的一些系統，那時候，中英翻譯系統炒得很熱的，這其實就是一個初步的智能系統。”

“現在我們是并跑的狀態，要發展就要做自己的新產品”

當前，世界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時期，這次技術革命給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制造業發展帶來的變化是超乎想象的。而人工智能就是其中一項非常關鍵的技術。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就強調，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們贏得全球科技競爭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是推動我國科技跨越發展、產業優化升級、生產力整體躍升的重要戰略資源。

機遇面前，如何抓住時機，應時而動，與時俱進？

何積豐認為，面向未來，我們唯有不斷適應變化，不斷創新，才能不落后。

“過去不管是我們的人工智能，還是云計算、大數據，都是在電子商務、服務行業上用得比較多。下一步我個人感覺應該用到我們的實體經濟上，用到我們的企業上去，把我們企業的生產水平提高。2020年2月份，全國都沒有復工的時候，上海洋山港的工人很多都沒到位，但是洋山港運用了人工智能技術，使用了無人系統。港區內是沒有人的，全部是用無人車、無人機器人進行作業，結果生產效率提高兩倍。”

當前，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總體態勢良好。但也還存在不少值得重視的問題。何積豐坦言，推動人工智能下一步發展，還要從補短板做起。

“改革開放幾十年，我們對引進新的技術一向比較重視，那時候的要求是引進以后要消化吸收，再升級換代。但是因為技術發展比較快，不少行業產生這種現象，就是引進這一步走得比較快，消化吸收就比較差。這就帶來一個問題，一旦一些發達國家對我們進行限售或禁售，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在技術創新上的弱項。尤其是現在我們工業線上用的一些技術設備，國外設卡比較多，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短板補上。”

另外，何積豐認為，要想應變，人工智能還必須加強技術的自主創新。

“我們發展智能經濟，里面一些新的產品，國外也不一定有適合我們自己國家經濟發展狀態的產品，市場上也買不到，所以這個東西必須我們自己做。現在我們在國際上是一個由跟跑到并跑的狀態，既然是并跑，發展就不可能完全靠引進，要做自己的新產品，所以工業和信息化部提出要發展工業APP，要做工業軟件，這就是我們在日新月異的技術發展過程中間，對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這個已經不是補短板的問題了。”

雖然目前國內的人工智能在很多領域的應用還處于起步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何積豐對國內人工智能發展的未來很樂觀。“人工智能肯定是發展得越來越好，我們看到的實際效果將越來越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