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事件出來后，發現中美貿易的某些領域似乎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做買賣不可的邏輯，不是大不了讓你多賺一點錢的邏輯，而是在關鍵技術上，你出多少錢我都不賣的邏輯。對于中國半導體行業而言，這就從商業邏輯變成了生存邏輯了。”

5月7日-9日，PE和VC行業的全球頂級論壇之一，SuperReturn China 2018在北京舉行。時值中美經貿關系緊張，中興事件影響發酵，中國資本投資美國高科技公司風聲鶴唳之際。《財經》記者在論壇現場采訪了數名頻繁往來中美的重量級投資人，請他們對中美高科技投資的前景，中國高科技產業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思路各抒己見。

情況到底有多嚴重

《財經》：最近中美經貿關系陰云密布，中國對美國的高科技投資更是美國政府的盯防重點。首先我想聽聽諸位對現狀的判斷，情況有多嚴重？

王戈（國科嘉和管理合伙人）：大家的討論焦點是特朗普上臺之后怎么樣了，其實美國政府對中國公司到美國投資高科技一直在限制，回看十年，限制可以說越來越嚴。中興這個事情又是一個轉折點，中興事情出來之后，首先，中國對于美國高科技領域的并購可能性趨于零，CFIUS（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基本上是不會批。然后中后期的投資項目也懸，一個差不多產品和業務已經成熟的公司，中資背景主體過去買百分之幾十的股份，這種事情以后可能性不大。

袁文達（紅點中國主管合伙人）：限制的確一直都有，目前的態勢下我也同意并購基本上沒戲了。中興事件的意義就是把窗戶紙捅破了，大家原來不知道或不相信脖子上套了一根繩子，現在清醒過來了。特朗普的做法不光是后端限制，他在前期就開始提防你。前不久他有個講話，說要限制STEM專業（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mathematics）中國學生的簽證發放。當然這只是提議，還沒有變成現實。但是投資交流的大門是不是就此關上？我認為不一定。開放是美國的立國之本，兩百年的傳統，不會一下子就顛覆。

Peter Fuhrman（中國首創（China First Capital）創始人、董事長）：盡管特朗普正在施加壓力，但這個控制中國進入美國高科技市場的過程并不新鮮，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內結束。美國對中國的限制已經逐步收緊，先是阻止中國購買，然后阻止投資，最后阻止中國成為美國技術公司的客戶。隨著中國經濟迅速現代化，中國技術產業的實力和規模日益增長，但面對美國這種壓力時，中國也變得更脆弱了。

《財經》：這個問題很重要，當下的形勢是短期風波還是長期趨勢？我們是不是夸大了中興事件的影響？美國是個法治國家，迄今我們并沒有看到美國出臺了什么針對中國的新法律，而且特朗普能不能再干一屆也很難說，他任期的后半段會不會發生變化也難說。如果我們把短期風波當成長期趨勢，結果會不會適得其反？

王戈：這是個好問題，我們當然不能自己嚇自己。但是我個人的看法，這不是個短期風波。美國不需要出臺新的法律，CFIUS的自由裁量權已經很大了。就我所知，在機電行業內2017年就有3000萬美元總量并購的小項目被CIFUS給否了，而且涉及的并非敏感技術，這些都反映了大的趨勢。

袁文達：希望不是長期的趨勢。美國每兩年會有一次議會選舉，今年11月份就有選舉，美中的談判也正在進行中，對中國持強硬姿態有可能是特朗普的一種策略。我覺得特朗普最終還是要跟中國做生意的，所以在高科技的投資貿易上不會把大門關死，比如芯片產業，EDA（設計軟件）和制造封裝設備照樣賣給你。當然它不會賣最先進的給你，它會保持代差。你自己該補什么就補什么，一步步往產業高端爬。

Peter Fuhrman：我認為是長期趨勢。里面一部分是策略性的，但主要是戰略性的，因為美中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越來越明顯。中國企業有理由感到擔憂，但許多美國科技公司也感到自己受到了華盛頓的不公平懲罰，太平洋兩岸都感到了疼痛。美國技術公司需要中國的資本和市場，對美國技術公司的長期增長和盈利而言，美國之外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關鍵。在特朗普之前，美國技術公司通過在華盛頓的游說來保持對中國開放技術貿易。特朗普因為不依賴外部競選捐款，因此較少受到技術行業投放到華盛頓的資金和輿論的影響。

袁文達：確實很難講。特朗普在美國的支持率很高，說明他的做法有廣泛的選民基礎，不能排除他這個抽風的姿態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財經》：從你們的業務角度，這種形勢下投資策略該做哪些調整？

王戈：第一跨境對美國高科技公司的中后期投資和并購機會不大了；第二到目前為止， VC階段的項目整體來講并沒有受到嚴格限制，因此在美國的技術類投資就會越來越靠前，越來越早期；第三個是技術專利的合法合規要重視，特別是工程技術類的項目，把知識產權律師找好，然后在中國內地就地孵化。

袁文達：紅點是硅谷的基金，紅點中國主要是投中國國內的項目，因此受的影響比別的基金要小一些。但是人員交流受限真是個大問題，聽說美國對中國的十年簽證政策可能也會收緊，這個對人才的回流有直接影響，本來這些年從美國回流的人才層次越來越高，創業項目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這個對半導體行業的影響尤其大，這個行業的人才國內特別稀缺。但特朗普這么做對美國的長期競爭力也是不利的，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說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里，來自中國大陸的，從大陸讀完本科出去的就有30人了。如果凡是中國人都不用，凡是中國的資金都拒絕的話，對美國也是很大的傷害。

王戈：我去硅谷訪問VC基金業協會，他們告訴我2016年硅谷硬件類投資中大約有40%的資金來自中國，相信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對于美國自身發展也會有損害。

Peter Fuhrman：來自中國的錢少了意味著美國技術公司的整體收入變少了。沖擊會體現在股價、年度利潤、員工工資和CEO的獎金上。

中國的對策是更努力地推動國內技術產業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美國一側，我們能看到的美國公司唯一切實可行的對策是在中國國內市場上變得更加積極——直接在中國建立公司、建立研發和銷售團隊。大部分美國技術公司——不是高通英特爾那樣的巨頭，而是在行業中占據較大份額的中型公司——都沒有投入資源在中國建立業務，他們只是通過在中國的中介機構從中國客戶那里接高利潤訂單，這種方式需要改變。

芯片業能重演兩彈一星模式嗎

《財經》：中興事件讓芯片走出行業圈子成了全社會的熱點，諸位都有很深的半導體行業背景，或者很熟悉半導體行業。你們認為中興事件后，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軌道會發生什么變化？

王戈：凡事都有兩面性，我覺得長期看這對于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也是個好事，這次是美國人幫中國人統一了認識。中國政府對芯片一直很重視，大基金（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以政府背景的資金為主）2014年就成立了，首期募集1500億元，二期據說很快要宣布，不會低于一期的規模。所以相信政府的高層領導對這個事情是有清晰判斷的，但是到了執行層，可能以前大家想法也不太一致。自主原創技術重要不重要？誰都承認重要。但是在具體落實環節上，省部一級領導有時候也會從商業化角度和其它一些因素考慮問題，比如買是不是性價比更高，更加符合市場規律，租是不是也可以？中興事件出來后，發現中美貿易的某些領域似乎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做買賣不可的邏輯，不是大不了讓你多賺一點錢的邏輯，而是在關鍵技術上，你出多少錢我都不賣的邏輯。對于中國半導體行業而言，這就從商業邏輯變成了生存邏輯了。

邏輯的轉換意味著什么呢？有可能出現兩個結果，第一、政府統籌，集中力量辦大事，我隨便舉個例子——把所有的設計核心芯片的研究所集中，成立一個國字頭的芯片研發生產機構；第二投資轉向，原先按照市場邏輯猶豫投不投的，現在就是投，大量的錢涌進來投。原先為何猶豫？因為技術還不夠成熟，沒法商業化。現在不講市場邏輯了，自主可控就好。

所以投資邏輯也得跟著變。按原來的投資邏輯，技術必須經得起商業化檢驗，市場要大，而且不能是單靠政府支持的市場。說白了這就是硅谷的投資邏輯，中國VC/PE行業早期入行的人都是硅谷教出來的學生。

《財經》：回到兩彈一星模式了！

王戈：也許吧，但是除此之外又能怎么做呢？如果這個東西必須有，別人又不賣你，只能不惜代價自己搞出來。

《財經》：問題是孤島里面能搞出好東西來嗎？

王戈：首先是不要夜郎自大，半導體這個行業整體來講中國確實和美國有相當的差距。但更不能妄自菲薄，中國改革開放40年奠定了巨大的財富基礎、應用和產業鏈基礎。半導體行業也形成了一定的技術基礎。潛下心來，耐心+投入，找準目標，問題導向補好短板，我們還是很有希望的。

《財經》：至少不能自己把門關上。

王戈：我們產業界肯定不能自己把門關上，這是自尋死路。如果能買能合作，誰不愿意合作交流呢？但如果人家不想和你合作，你再想也沒用啊。

《財經》：芯片這個事情真的是砸錢就能砸出來的嗎？

王戈：做芯片需要三個東西：人、時間、錢。圈外人都是看錢，但今天在中國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半導體行業最大問題是核心人才，然后需要耐心，大煉芯片的結局一定和大煉鋼鐵一樣。半導體行業國家已經投了幾千億了，但是十幾年下來差距還是不小，這種情況下要能沉得住氣，咬著牙接著投入接著追趕，否則你之前的幾千億就全打水漂了。

袁文達：基礎芯片確實得政府基金去投，成本高，時間長，風險大，私人資本很難承受。但是中國的政府基金，大基金也好，CIC（中投公司）也好，地方政府的投資基金也好，追求的也是低風險，就是這個錢可以不掙錢，但是絕對不能折了。中國包括國家基金在內的所有投資基金，都是第一我不能失敗，第二成功要快，五年八年后才有結果的事不做，但是半導體行業想做出來一家公司可不是五年八年的事情。所以低風險快速回報一定不是大基金干的事。大基金就是投一些很基礎的項目，解決私營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它投入就是為了賠錢，十年內就是賠錢。

私人資本投半導體的話得投貼近市場的應用芯片，比如視覺識別，用戶是海康，大華，商湯這些公司，他們對接的是龐大的政府市場，回報有保證。但是整體而言，半導體行業不是一個好的投資概念。我在英特爾工作4年，參與了486和586的開發，算很懂半導體行業的人了，之后又做了15年的半導體投資。中微半導體就是我們投的，國內做芯片加工設備最領先的公司，2003年成立，剛剛開始小規模盈利。我們從2003年進去到2015年退出，回報是1.2倍，跟互聯網行業的知名公司完全無法相提并論。

王戈：基礎芯片就是國家的事，我同意這個觀點。半導體行業投幾十億進去連個水花都沒有，這個行業我們戲稱為全世界最辛苦的行業，恨不得看大門的都是博士，花錢最多，時間最長，又不掙錢。但的的確確是產業命脈，戰略支撐點。中國要是小國家，這個產業沒有也就算了，但既然是大國，就要有重器。

Peter Fuhrman：我沒有那么悲觀。美國政府加強限制后，美國技術公司很可能增加對華投資，這對中國是好事。因為不像早期來華尋求廉價勞動力的美國投資者，技術公司來華時，帶來的是高工資崗位，強管理體系和研發能力。

《財經》：最后一個問題，為何中國加入WTO已經17年，卻要重回兩彈一星模式？

袁文達：從火柴肥皂一直到航天飛機全都自己造的，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就是中國。既然不認同所謂的普世價值，決定走自己的路，這就是不得不做的選擇。

王戈：從國內半導體產業看，我們一直希望和美國產業界和平共處，雙贏發展，目前的局面，個人認為中國完全是被逼無奈，中國應當采取底線思維，爭取最好，避免最壞。

Peter Fuhrman：中國企業不應該把自己關在小屋子里做事情，中國企業能夠而且應該做更多工作，切實可行的一個方式就是與美國科技公司建立合資企業來幫助它們在中國發展。我非常喜歡這種商業模式，并一直與一些國內民營上市公司合作這方面的投資。這不是公眾熟知的英特爾、高通、西部數據這些美國大公司與中國大型國企的合作，而是與美國中型科技公司的規模較小的合作項目。這些合作可以迅速進入市場，并在三個層面取得成功——促成更多的美國科技產品在中國生產，更多的產品在中國銷售，并幫助美國公司改善自己的全球供應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