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同樣是財政投入，公共衛生領域的投資效率更高，對GDP的拉動作用更大。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在《中國新聞周刊》的一篇稿件中指出，財政投資鐵路、公路的基礎設施，只有30％左右轉化為當年的GDP；但投資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及設施，大致60％到70％可以轉化為當年的GDP。因此，同樣是財政投入，對公共衛生領域的投資效率更高，對GDP的拉動作用更大。

　　隨著疫情的發展，中國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巨大，國際環境也不容樂觀。作為我國拉動內需、提振經濟的重要手段，基建再一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詞匯。

　　由于此次疫情暴露出不少城市及基層公共衛生方面的短板，不少專業人士認為，公衛醫療會在疫情過后會成為基建的重要一環。

　　數據顯示，全國醫院數量從1978年的9293家增長到2018年的33009家，擴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長240倍，二者增幅相差近70倍。而2018年，中國公共衛生領域的財政支出1.6萬億元，僅占GDP的1.7％。這一方面說明了這塊投資嚴重不足，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醫療衛生市場廣闊，潛力很大。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在《中國新聞周刊》的一篇稿件中指出，財政投資鐵路、公路的基礎設施，只有30％左右轉化為當年的GDP；但投資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及設施，大致60％到70％可以轉化為當年的GDP。因此，同樣是財政投入，對公共衛生領域的投資效率更高，對GDP的拉動作用更大。

　　“醫學界智庫”結合近日各省市發布的文件政策，梳理發現了疫情后醫院基建大潮的5大變化，它們將影響中國整個醫療格局。

　　1.醫院加強防疫物資儲備，“小湯山”成多省標配

　　疫情期間，醫療基建的大趨勢已經初見端倪。湖南、山東、河南、福建、廣東、江蘇、廣西、黑龍江、山西、貴州、天津等多地，修建了自己的“小湯山”醫院。

　　1月31日，黑龍江省衛健委介紹黑龍江省疫情防控工作進展時表示，“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無備”，成為很多地方政府應對疫情的心態寫照。

　　除此之外，多位三甲醫院院長對“醫學界”表示，疫情期間防疫物資不足嚴重制約醫院抗疫能力，三五日物資就可能被耗盡的現實猶如懸在頭頂的達摩克里斯寶劍，讓他們戰戰兢兢。即使后來醫院通過募捐、企業采購解決度過了難關，但呼吁平時儲備戰時抗疫醫療物資，以應對不時之需成為業內共識。

　　2.疾控中心C位出道，地位全面提升

　　中國CDC（疾控中心）雖然和美國CDC同名，但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作為衛生部下屬的“全額事業單位”，中國CDC脫胎于預防醫學科學院，底子里是個研究機構，缺人、缺錢、缺權的現象長期存在。

　　鐘南山院士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也指出此次疫情蔓延，是因為“我國CDC地位太低，只是衛健委領導下的技術部門，也正因此，提升從地方到中央的疾控中心地位、權利比重成為不少有識之士的呼吁。

　　3月1日，安徽省發改委表示，將謀劃推進一批應急醫療救治設施、傳染病防治、疾控體系和基層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項目。

　　4月1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官網發布《云南省疾控機構核心能力提升工程實施方案》，提出遷建省疾控中心、省地方病防治所、省寄生蟲病防治所，建設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5個世界衛生組織網絡實驗室、生物資源管理中心及國際公共衛生合作交流中心，建立云南巴斯德傳染病研究聯合實驗室，成立省預防醫學科學院。

　　同時，景洪市、芒市、瀘水市、福貢縣、貢山縣疾控中心分別建設1個負壓生物安全二級實驗室、2個生物安全二級實驗室；其他104個縣、市、區疾控中心分別建設2個生物安全二級實驗室。

　　3.縣域醫院醫療功能進一步拓展，醫衛聯動加強

　　當前，我國一二線城市之外的大部分人口聚集于三線以下城市和農村，由于距離較遠，中國廣闊的縣域醫療服務需求正成為三級醫院之外最大的醫療服務市場板塊。

　　有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共有縣級醫院1.54萬家，占全國醫院總床位數的41%，是唯一能從整體上與三級醫院并列的板塊。我國新醫改一直把建設“醫療聯合體”作為“三醫聯動”的重中之重，從早期松散型醫聯體發展到今天的緊密型醫聯體都可以看出這點。這次疫情中網格化管理的現實需求有望進一步拓展“醫療”之外的公衛板塊，使縣域醫共體的醫衛聯動得到進一步加強。

　　就擴建傳染病院區、醫院這一項公開投入數字來看，幾乎都以“億”為計算單位，足見各省對傳染病防控等公衛體系建設的決心和力度。

　　截至3月14日，河南開封杞縣人民醫院傳染病區建設項目、駐馬店市泌陽縣傳染病醫院建設項目等15所醫院項目先后獲批、簽約，總投資超過53億元。

　　4月1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官網發布《云南省重大傳染病救治能力提升工程實施方案》，新建云南省第二傳染病醫院、昆明市兒童醫院傳染病診療中心，改擴建省、州、縣傳染病醫院，預計投入合計超過54億元，距離州、市主城區較遠的98個縣、市、區人民醫院感染性疾病科建設2-4間負壓病房和2-4間重癥監護病房。

　　4.一二線城市的三級醫院建設迎來新拐點

　　在新醫改強基層的大方向面前，幾乎醫療資源都向基層傾斜，控制三甲醫院發展規模，避免虹吸效應等一系列明確的政策主張讓三級醫院發展紛紛戴上了緊箍咒。但此次疫情中，有多省市出于城市發展的需要開始籌備新三級醫院，三級醫院建設發展或將迎來新拐點。

　　1月19日，廣東深圳宣布今年計劃再新增三甲醫院2家以上、新增床位8000張，并爭取在特定區域和特定醫療機構使用已在香港注冊上市的藥物和醫療儀器。

　　3月3日，據河南省發改委消息，河南省腫瘤醫院分院一期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獲該省發改委批復，一期項目總投資估算80697萬元。

　　3月9日，江蘇蘇州提出，將在“十四五”期間，規劃建設一批醫院。其中，三級醫院增長50%，三甲醫院新增10家。

　　籌建互聯網醫院成為醫院達標項

　　除了建設醫院、擴建院區的傳統基建，以5G為代表的新基建也成為一種趨勢。在疫情之前，互聯網醫院更多地是以公立醫院的加分項的形式存在。疫情之后，互聯網醫院籌建一下子成了達標項，地位躍升明顯。

　　遠程醫療、互聯網醫院等新興事物，在疫情期間憑借“不見面”“專家多方會診”等不可替代的優勢得以蓬勃發展，建設互聯網醫院成為不少傳統公立醫院今年下半年的重要目標。

　　一名互聯網醫院負責人告訴“醫學界”：“以前一些地方政府比較審慎，對推進互聯網醫院建設不太著急。但這次疫情還沒結束，上海、湖北等都紛紛出臺了鼓勵互聯網醫院的政策。我相信整個2020年是國家的互聯網醫院大踏步發展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