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面臨從不賺錢到賺錢，從創業到守業，從負面到正面三重難題，怎樣的CEO才能扛起如今的Uber？

Uber董事會成員曾把Khosrowshahi稱為“一個有家室的人”，作為其個人魅力的要素之一，巧妙地與Kalanick快活單身漢角色形成對照。這位新上任的CEO不僅要將負面新聞纏身的創業公司變成一家傳統公司，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又要不犧牲那些讓其獲得成功的優勢。這篇《紐約客》文章還原了事情原本的復雜性。

古爾岡市（Gurugram）,在印地語中的意思是“專家之城”，是新德里以南的一個科技和商業中心。

新德里到這個地方的高速只有20英里的距離，路上跑著很多機動三輪車、噴著濃煙的小汽車，偶爾還能看到幾頭奶牛站在路上。

城中的玻璃高層建筑，入住了幾十家跨國公司，包括百事、谷歌和微軟。此外，Uber在印度最大的辦事處也位于此。

就在最近不久的一個早晨，一輛白色的SUV停在了這棟建筑的前面，從車里走出來Uber新任CEO Khosrowshahi。

當Dara Khosrowshahi請纓成為Uber C.E.O時，Barry Diller曾經警告過他，“那是個很危險的地方。”

在Uber辦事處極簡主義風格大廳，兩名本地員工首先問候了Khosrowshahi，然后帶他走過一個稱為aarti印度傳統的燈光儀式，寓意趕走壞事，迎來光明和希望，象征著美好開始。

Khosrowshahi面帶微笑，點燃一個浸著酥油的燈芯，古銅色的燈座，旁邊撒了一些玫瑰和天竺牡丹的花瓣。Uber的一名女員工在他的前額點了一個小紅點，并為他送上一束鮮花。

黑色運動上衣，搭配一件白色襯衫，再加上一條緊身牛仔褲。

幾分鐘后，Khosrowshahi在他人的帶領下前往休息室與Uber在印度的員工見面。

他看起來有些疲倦，畢竟剛到印度才24個小時多一點，在這之前，他飛去了日本，參觀了豐田的工廠，又去游說政府官員希望能讓Uber在日本進一步開拓市場。

雖說Uber目前在印度處于虧損狀態，不過它的市場卻在快速增長。Khosrowshahi緊湊的行程排滿了與印度官員和監管機構的會議，包括印度總理莫迪。當地的政策專家對Khosrowshahi的談話要點進行了簡單的報道。

他曾被建議將Uber的司機稱為“小微企業家”。這個稱謂，正如Uber在印度的首席業務管所言，“它讓官員的內心感到溫暖。”

在休息室，Uber的印度業務總裁問了Khosrowshahi一串客廳游戲似的問題：

“如果時光倒流，你會對20歲的自己說些什么？”

“趕快脫離投資銀行，”Khosrowshahi說。

“最近讀了什么書嗎？”

“嗯……是，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會看這本書，是‘Fire and Fury’，有關川普的書。”周圍的人大笑起來。

“我這是第一次到印度，”Khosrowshahi在隨后的致辭中說道。

今年48歲的他曾是一家在線旅游公司Expedia的CEO，當時因為他的伊朗背景，在加上一個穆斯林的名字，申請印度簽證時被拒了。很顯然，他說，“Uber有更大的影響力。”人群中爆發出熱烈地掌聲。

Khosrowshahi談論了一下Uber的未來發展，比如，Uber計劃2019年上市，增長規模要達到目前的20-30倍。

然后，他的聲音變得沉重起來，“之所以公司把我選進董事會，是因為公司最近發生了很多事，”他說。

“為了發展，我們可能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一直考慮競爭可能也太過激進，有些事確實做錯了。”

他并沒有將錯誤具體的羅列出來，盡管一些錯誤已是眾人皆知。

“錯誤并不是一個壞的事情，”他繼續說道。“問題是能否從錯誤中學到東西？2017年是艱難的一年，但這一切都將助力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公司。”

一、硅谷只看重結果

去年8月份，Khosrowshahi擔任CEO，他接手的是硅谷最成功的一家公司，同時也是深陷各種丑聞的公司。

Uber過去一直在積極的擴張，面對各種障礙，無論是來自同行的競爭，還是政府監管者的監管，這家公司都是無望而不勝。

從很多方面來看，這種戰略也確實發揮了效果。

七年前，Uber首次在舊金山推出了一輛黑色的順風車，僅在七年后，Uber就成為了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司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控股公司之一，市值達到720億美元。目前，Uber在73個國家開展業務，員工數量達到18000名。

除了順風車以外，他也涉及外賣配送（Uber Eats），垂直起飛直升機（Uber Elevate）以及無人駕駛汽車。

無人駕駛汽車需要大量資源的投入。三月份，Uber的無人駕駛項目遭遇了重大挫折，Uber的自動駕駛汽車在亞利桑那州發生了交通事故，撞死了一名行人。

自加入公司以來，Khosrowshahi一直扮演著奉承者、外交官、協調者以及銷售員的角色。

董事會選他擔任CEO，部分是因為他的個性：平易近人、沒有威脅性，他的談話能讓投資者感到放心。

Uber前任CEO，特拉維斯·卡蘭尼克，將公司打造成了一個極為成功的公司。但在他的領導下，Uber也遭致了很不好的名聲，而這正是硅谷只看重結果這樣文化的縮影。

Khosrowshahi到訪新德里，也是想要了解一下Uber曾發生過的一件最糟的事情。2014年，一名女性乘客指控Uber司機性侵。后來，據稱卡蘭尼克懷疑這一性侵是Uber在印度的競爭對手Ola所為，一名Uber經理獲取了受害人的秘密醫療記錄。（這名經理后來被解雇，卡蘭尼克否認了這一報道。）后來表明，這名司機被報道稱有過數次不當行為，而Uber卻對此無動于衷。

去年夏天，投資者們將卡蘭尼克的CEO一職撤除。Uber受到聯邦調查，進行了五次問詢。公司也因性別歧視、司機投訴、數據泄露等收到大量訴訟。Uber聲譽的急劇下跌讓硅谷震驚。

風投公司Venrock合伙人Nick Beim說，“這家公司給硅谷留下了不好的形象。”但同時，Uber不斷增長的財務數據又進一步加深了人們的印象，冷酷是會有好的回報的。

“如果你能賺很多錢，不道德的行為就能得到寬恕嗎？”Beim問。“不應該是這樣的，而這正是硅谷亟須回答的問題。”

Uber董事會希望Khosrowshahi能夠修復公司的形象。“他很善于處理關系，”GV管理伙伴David Krane說。GV的前身是Google Ventures，曾投資了Uber。他表示，“Khosrowshahi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

Arianna Huffington是Uber董事會中的一員，他提到古羅馬帝國皇帝奧古斯都：“面對瘟疫，侵略和背叛，他都能應付，一直都是無堅不摧。”她開玩笑說，Khosrowshahi也擁有這些特點。

Khosrowshahi當前的任務是將這家運轉不暢但又很有前景的公司轉變成一家更加傳統的公司，而又不會犧牲公司的發家之本。

Uber一名投資者稱，“在Uber,有一個常備提起的詞‘勇猛’，我很喜歡這個詞。但現在看確實是有點過頭了。”他說，問題是“Khosrowshahi會如何保留公司文化中積極的方面？改變那些亟須改變的東西，同時又能保持勇猛的競爭？”

二、Uber一直以來麻煩不斷

Uber的成立源于舊金山幾個年輕的技術工程師想要更高效地能叫到出租車。

2008年，一位名叫Garrett Camp的加拿大軟件程序員開始測試這一想法，利用手機在城市叫車，他和朋友卡蘭尼克開始合伙創業。

當時的卡蘭尼克是兩家文件共享公司的合伙創始人。（第一家公司Scour，因分享電影和音樂資源被起訴侵犯，后來破產。）Uber最初定位在高端汽車服務，但卡蘭尼克很快采取了競爭對手Lyft的模式，允許司機使用自己的車輛運送乘客。

從一開始，Uber業務就很可能會違反規則。出租車服務在大多數城市都被嚴格控制。公司不是試圖說服監管者允許它的運行，而是選擇直接無視監管。結果，Uber一直都處在斗爭的狀態。（卡蘭尼克曾說，“我們在進行一場政治運動，發起者就是Uber,而敵對的一方就是出租車。”）

2010年的一天，卡蘭尼克被任命為公司的CEO，當時公司名叫UberCab。舊金山交通運輸當局和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向公司發送了一封勒令停止通知函，通知函稱，這家新興公司是一家出租車服務公司，應受他們的監管。

據Brad Stone的著作《新貴》（“The Upstarts”）描述，卡蘭尼克將公司名字后面的字母”Cab”去掉，然后將通知函丟開一邊。

在將業務拓展到其他城市時，包括紐約、西雅圖、芝加哥、波斯頓、華盛頓以及華盛頓DC，公司采用的是同樣的策略：在服務真正推出之前，避免與當地政府的接觸。

開拓市場小分隊也被派遣到國外的城市，2011年在巴黎，2012年在倫敦，他們都采用了同樣的方式。

在許多地方，用戶對Uber有很高的熱情。但公司每到一個地方也會引發當地出租車司機的抗議，監管者的起訴以及偷稅的指控。Uber在全世界都遭受過處罰和禁止。在法國，當地負責人因非法運行服務被逮捕。在首爾，卡蘭尼克被缺席審判。

2015年9月，卡蘭尼克在拉斯維加斯組織了一次企業活動。員工享受著聚會，以及碧昂斯和音樂DJ David Guetta帶來的音樂表演。

這次活動的重心是卡蘭尼克的即興演說，他身著實驗室工裝，介紹了他與Uber首席產品官Jeff Holden提出的14條價值文化。Jeff Holden在加入Uber之前，在亞馬遜工作了多年。

據現場的一名人員介紹，卡蘭尼克對這些價值進行了長長的論述，包括“給自己加壓”（這是卡蘭尼克最喜歡的詞），“經營管理和永不懈怠”（好想法就應該勝出，員工不必因擔憂冒犯同事而猶豫不前），“給有功之人機會”（不要限制高能力的人），“保持進步”等等。

2017年1月，是Uber麻煩不斷的一年的開始。

公司經歷了極快的發展。Uber高科技集團負責人Meyhofer說，“僅僅七年，我們從一無所有，做到700億美元。福特從一無所有做到700億美元用了70年。”（他稱，在這家公司工作就好像是坐上了輕型火箭，還把頭伸向窗外的感覺。）

但是，Uber缺乏成為一家大公司所需的基礎設施。公司沒有首席財務官，也沒有首席運行官，在一個監管嚴格的行業，一家如此規模的公司卻缺乏這些職位是很不常見的。

1月27日，特朗普公布大范圍移民禁令后，導致全國范圍內出現自發性的抗議，包括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也出現了抗議。公司在這個過程中陷入了公關危機。

出租車聯盟宣布，與抗議者保持一致，出租車拒絕在機場接乘客。Uber告知乘客暫停價格管制，需求量大的情況下可以上調票價。這一舉動被公眾認為是在破壞出租車的抗議。（Uber堅稱完全是誤會。）

一場“刪除Uber打車軟件”的運動在社交媒體上開展起來，20萬人從手機上卸載了這個軟件。

同一時間，Uber聘請了谷歌的Liane Hornsey作為新的人力資源總監。Hornsey表示，當她向同行打聽新職位的一些情況時，得到了一些很詭異的回復。人們一邊告訴她Uber名聲很差，一邊和她說，“他們真的需要你”。

Hornsey對Uber的第一印象就是大多數員工似乎都有些焦慮而且勞累過度了。Kalanick在公司推動內部競爭的理念，不同的團隊在同一個項目上拼的你死我活，身處這種環境，員工們有事自然不會對別人透露，并且激烈的競爭使得彼此之間缺乏合作，甚至帶有敵意。Hornsey說：“Uber沒有信任感，也沒有團隊合作，共舉大業的意識。”

性別歧視的問題還不是非常明顯。“從數據中看，Uber員工絕大多數為男性，”Hornsey說道。“但是這并沒有讓我退縮。”

2月19日，前Uber工程師Susan Fowler在博客上發表了一篇長文，聲稱Uber的人力資源部門對性騷擾的不作為讓人深感不安。文章在周天被發布在網上，Hornsey第一次看到這篇文章時，她正和丈夫一起坐在車里。她驚呆了。

就此次事件，Uber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中Kalanick和Hornsey——Uber級別最高的女性高管，Uber北美負責人Rachel Holt以及公共和政府關系負責人Rachel Whetstone一起商討下一步的處理方案。董事會中唯一的女性Huffington電話參加了會議。

會議的氛圍相當嚴肅。“我沒有聽到任何對Susan Fowler文章的質疑，‘我們應該反駁這篇文章嗎，文章中是否有錯，文章所說情況是否真實存在？’”Hornsey說道。

“我只聽到，‘該死，如果文中所說是事實，我們必須要認真對待此次事件。’”公司雇傭了前美國司法部長Eric Holder（現在是Covington&Burling的合伙人）對Uber文化進行外部調查。

另一家律師事務所Perkins Coie受聘調查Fowler的指控以及其他對Uber不當行為的指控。兩天后，Huffington作為某種意義上的企業治療師，對Uber的文化進行了補充：“不再雇傭能力出色的混蛋。”

Uber的負面新聞持續累積。2月23日，Google成立的自動駕駛部門Waymo對Uber提起訴訟，稱Uber盜竊了Waymo公司激光雷達（一種激光掃描技術）的機密信息。2月26日，Uber發現一位高層之前因為性騷擾而從Google離職后將其解雇。

兩天后，就在Uber準備宣布修復與司機之間關系的措施時，彭博社發布了一個行車記錄儀拍下的視頻，視頻顯示Kalanick坐在一輛豪華的Uber black汽車后面，和兩名年輕的女孩一起嬉鬧。

視頻中，在Uber司機向Kalanick抱怨Uber降低費率，司機難以謀生后，Kalanick與司機爭執了起來。爭論逐漸升級，Kalanick憤怒地告訴司機，“有些人不喜歡自己擦屁股，他們把生命中的一切都歸咎于別人。”

3天后，紐約時報報道了一個名為Greyball的Uber內部的秘密項目，Uber向執法人員和政府官員提供了假的Uber應用，阻止政府對其服務的進行調查。

報道還揭露了另一個隱蔽計劃Hell，Uber曾經利用該項目識別正在為Lyft工作的司機并引誘他們離開Lyft。

Lyft毛茸茸的粉色標志和企業形象，都比Uber要更受歡迎，而且關鍵是Lyft公司沒有丑聞。由于司機大量離開Uber，Lyft從曾經的劣勢成為了Uber強大的競爭對手，Lyft公司籌集了17億美元的資金，將其市場份額一舉提高了30%多。

與此同時，Uber員工的士氣低落。前Uber舊金山分部的總經理，現任Uber CEO Khosrowshahi的幕僚長，Wayne Ting對我們表示：“我認為我們很多人都明白2017年新聞媒體上發生的事情。這令人震驚，而且也是無法原諒的。”

Ting把Kalanick離職的前一年形容為“夢游式的體驗。”“這讓我有很多反思，”他說道。“我還想繼續留在Uber嗎？為了讓我自己想留下來，我希望看到哪些變化呢？”

一位前Uber員工告訴我，Uber舊金山辦公司的員工都在擔心——但并不是新聞上所說的原因。“棘手的問題在于Uber的商業模式是否可行，”他說道。

Uber花費數十億美元補貼叫車業務就是為了既要保持低利率又要把乘客吸引回來。但是競爭對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Uber唯一能盈利的方法就是增加車輛并且提升每次叫車的費用。

但是只要Lyft或者其他叫車公司為乘客提供折扣，提升車費就是天方夜譚，如果這樣做的話，很明顯乘客們就會轉用其他更便宜的應用。只要風投們繼續往叫車業務中投錢，Uber的競爭對手就會繼續為乘客提供折扣。

前Uber員工表示，“如何既能減少對叫車的補貼又要保證乘客的數量，這對Uber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數學難題”。

2017年，Uber成長了很多，但是同時經歷了44.7億美元的虧損。

六月初，Uber宣布了對兩項工作場所不當行為的調查結果。公司解雇了20名員工，把其他31名涉事員工安置在了培訓和咨詢等崗位中。

6月11日，Uber董事會，包括Kalanick在內共同聽取了Holder調查團隊的結果，Holder團隊已經審核了300萬份文件、采訪了200名現任和前任員工。報告描述了公司目前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提出了47項改革建議，包括重組董事會，使董事會更加獨立、在公司中限制酒精和毒品的使用。

一位合規顧問這樣形容這份報告，“針對市值數十億的企業全面職場文化災難中，最令人矚目的討論之一。如果把其中一些商業和法律術語改一改，你會以為你在讀一篇動物莊園的報告。”

在董事會會議前一周，Kalanick的父母不幸遭遇船難。母親去世，父親也身受重傷，Kalanick悲痛欲絕。董事會討論是否Kalanick應該休假一段時間，即為了悼念他的父母同時也能減輕外界負面宣傳的壓力。

知情人士透露，董事會成員、投資公司TPG聯合創始人David Bonderman對Kalanick說，“說實話，Travis，我無法想象這家公司沒有你會怎么樣，同樣的是，我也無法想象你繼續留下會對公司造成什么。”

董事會要求Kalanick無限期休假。同時，公司將由16名高管組成的委員會共同管理。9天后，出乎Kalanick的意料，Benchmark的兩名合伙人向他轉交了一封投資人的信，信中要求Kalanick立即辭職，還威脅他說如果他不這么做就公開競選反對他。很難說董事會議之后發生了什么，但是Kalanick按照投資人的要求照辦了，從Uber CEO職位退下。

三、We Are All Dreamers

Khosrowshahi有時穿著一件印有“We Are All Dreamers”字樣的T恤。他經常談到1978年家人逃離伊朗后尋求庇護的經歷。

當特朗普發布移民行政令時，Expedia和其他科技公司一起支持華盛頓州針對移民禁令提起的訴訟。從那時起，Khosrowshahi就一直蔑視特朗普總統的命令。

8月份，在民眾對特朗普就夏洛茨維爾暴力抗議的回應爭論不休時，Khosrowshahi在推特上表示，“我一直在期待總統能夠不辜負這個職位，然而他讓我們失望了，反復地。”

在伊朗革命爆發，國家陷入混亂之前，Khosrowshahi家族在德黑蘭過著上層階級的生活。家里有一個富有的叔叔居住在紐約，Khosrowshahis以前曾去呆過一段時間。

隨后革命爆發，Khosrowshahis暫時逃亡法國，最后移民美國搬進了塔里敦三室公關公寓。他們抵達美國后不久，52名美國外交官就被當做人質扣押在德黑蘭，這場持續了一年左右的危機當時在美國掀起了一波反對伊朗的情緒。

Khosrowshahi的家族經營著西方國家品牌授權下的生產消費品和藥品，革命爆發后，Khosrowshahi的家族企業被伊斯蘭政府收歸國有。

Khosrowshahi父母把剩余的資源全都投入到了子女的教育中，將Khosrowshahi和他的兩個兄弟送進了Hackley——他們的堂兄就讀的預科學校。

Khosrowshahi就讀于5年級，他的英語不是那么好。“起初要調整過來很困難，”他對我說。

“但是我們知道怎么踢足球。我的哥哥在學校里踢足球就是神一樣的人物。因此我們也就被周圍的同齡人接受了。”Khosrowshahi迷上了科學，他的父親鼓勵他成為一名醫生。Khosrowshahi解釋道，在伊朗，“世界的英雄要么是工程師要么就是醫生。”

在Khosrowshahi十幾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回到伊朗照顧Khosrowshahi生病的祖父，卻被政府逮捕關押了6年。Khosrowshahi的母親則留下來一邊照顧三個正處于青少年時期的孩子，一邊還在曼哈頓的高端女性服裝店擔任銷售員，革命沒爆發之前她還經常作為顧客來光顧這家店。

“家里一直有一種潛在的情緒——我們失去了一切，”Khosrowshahi對我說。在8月份他對Uber員工的第一次演講中，他直接了當地說，“移民身份就是驅使你前進的力量。”

投資銀行Allen&Co.的總裁Herb Allen III是Khosrowshahi的一名同學，曾經到Khosrowshahi家中做客吃晚飯——聚會就是一些溫馨熱鬧的事情，最后往往以玩棋盤游戲或是猜字謎作為結束。

Allen說道，“他們是我見過最以家庭為重的家庭。這不僅是你要過得開心。你代表著家庭，是家庭的一員，并且家人們對你有某種形式的期望。你要做到最好。”

Khosrowshahi隨后就讀于布朗大學，攻讀生物電子工程學位，還很喜歡玩龍與地下城。Khosrowshahi參加了一個水球運動員的兄弟會，每次出去他都會被別人叫錯名字，他說道，“我簡直就是怪胎與奇葩的結合，和隊友一起出去的話，別人就會說你叫Dara啥？”他開始介紹自己——Darren K。他說道，“我知道我的名字聽起來就像個色情明星。”

畢業后，Khosrowshahi在Allen&Co.謀了一份初級投資銀行家的職務，他還有一個兄弟也在這工作。在第一年快結束時，Khosrowshahi獲得了一筆2萬美元的獎金和非洲野生動物園的一次全程免費旅游機會。

作為一家大型媒體公司，Allen&Co.在咨詢服務方面大名鼎鼎，Khosrowshahi很快就和Barry Diller展開了合作，Barry Diller正在運營QVC并試圖惡意收購派拉蒙影業。這筆交易雖然沒有完成，但是Khosrowshahi卻給Diller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后Diller把Khosrowshahi挖走，聘請他在自己的控股公司IAC工作。

7年后，也就是2005年，Diller的公司Expedia正在與第二代在線旅游業務競爭，并且公司正在尋找一個合適的CEO，Diller想要Khosrowshahi扛起這桿大旗。

“他就是我們會一眼看出這個人有才華的典型例子。我們希望把人先扔進水里，讓他呆一會適應適應。這個過程就是讓他適應自己真正角色的熱身活動。他在運營公司這方面沒有任何經驗可言。我們先把他扔進水里適應一段時間。他就更能把控這份工作。”

在Khosrowshahi運營期間，Expedia收益增長顯著，從2005年的21億美元上升到了2017年的101億美元（Expedia主要競爭對手Priceline在同一時期增長更多。）

Khosrowshahi非常受歡迎——提到Khosrowshahi時，有很多像“很棒”“完美”等字眼——在他的經營下，公司也成為一個既穩定又令人滿意的工作場所，工作人員中女性和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體的比例也很高。

2017年8月，當Khosrowshahi給Diller打電話告訴他自己準備去Uber工作時，Diller勸他放棄這個念頭。Diller和他的妻子，Diane von Fürstenberg都是Kalanick的朋友，Diller明白Uber的工作環境非常糟糕。

“我說，‘天，Dara，你一定是瘋了，’Diller這么和我說道。”最后，在周三的協商中，他告訴Khosrowshahi，“‘那是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8月10號，Benchmark起訴Kalanick，這一舉動實際上是在剝奪自己的投資。Benchmark起訴Kalanick有欺詐行為，“在Uber董事會中鞏固自己的地位，為了進一步增加自己在Uber公司中的權利，”并且暗中為自己的回歸肅清道路。

Uber董事會則分成親反兩派，董事會中的不和也影響到了對新任CEO的搜尋工作。新CEO的可能人選落在兩名候選人身上分別是，通用電氣前任CEO Jeffrey Immelt和惠普公司CEO Meg Whitman。兩者都是運營大公司的明星CEO。

Kalanick和他的盟友傾向于Immelt，Immelt表示了自己對科技公司創始人的尊敬，并表明希望Kalanick繼續深入參與Uber公司的運營工作。

另一方面，由Benchmark領導的反Kalanick派則較為推崇Whitman，Whitman與風險投資公司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

Khosrowshahi并沒有依附于某一派別進行暗中游說。他告訴我說，他這個候選人資格“就是隨便玩玩——我一直是第三位，不知名的候選者。”

對候選人來說，最迫切的問題在于Kalanick是否會繼續暗中運營Uber。

8月底在舊金山，Khosrowshahi在Uber董事會前做了正式的演講，Kalanick就坐在他的正對面。Khosrowshahi做了一系列的幻燈片，當他進行到關于公司治理問題的部分時，氣氛突然緊張了起來。

一頁幻燈片上的內容直指Kalanick，“我們不能有兩名CEO。”“我很清楚我們需要分離，如果我進入到Uber我需要被當成唯一的領導人。我們要讓Travis離開，”Khosrowshahi告訴我。

“Travis不再活躍了。”（3月底，Kalanick宣布他已經買下了房地產創業公司City Storage Systems，將會以CEO的身份加入公司。他保留在Uber中董事會成員的身份。）

第二天早上，Immelt莫名其妙地宣布退出CEO競爭。Khosrowshahi就成了有利的競爭者，不是因為別的，反Whitman派需要一個候選人。

董事會成員再次聚集到舊金山四季酒店的會議室中，開始進行無記名投票，把決定抄送給公司的獵頭。第一輪結束之后，兩派平分秋色，Whitman四票，Khosrowshahi也獲得四票。這一天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投票。兩名董事會成員在海外，從幾個時區之外電話參與投票。其他人則待在一個單獨的房間，就像是僵持不下的陪審員一樣。

最后，Benchmark表示，如果Whitman成為新任CEO的話，他將會放棄對Kalanick的訴訟。一些董事會成員在這種施壓手段下出現了動搖，改變了選票。Huffington說服董事會成員，無論結果如何，董事會都應該對外宣布，一致贊同勝出的CEO。

在等待投票結果期間，Khosrowshahi和Diller通過幾次電話。謠言四散，說Whitman已經被選中了。

Diller試圖安慰Khosrowshahi，兩人在通話期間，Diller收到了一封郵件。這封郵件來自技術網站Recode的執行編輯Kara Swisher。郵件上寫到，“最終結果，Dara勝出。”Diller問Khosrowshahi，“你確定沒人通知你嗎？”

40分鐘后，Khosrowshahi在去商店買晚餐的路上，他接到來自Huffington的電話。“我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壞消息，你想先聽哪個呢？”Huffington問他。Khosrowshahi說他要先聽好消息。

她說道，“好消息就是，我們選擇了你做Uber下一任的CEO。”

Khosrowshahi反問道，“那壞消息呢？”

“消息已經泄露了。”

四、雨天到訪

在一個雨天的下午，我到訪了Khosrowshahi和他的妻子Sydney Shapiro，以及一對5歲的雙胞胎男孩。

他們的周末住所位于惠德貝島，距離西雅圖以北有45分鐘的車程。（Khosrowshahi在十幾年前還與前妻生有一雙兒女）這間三臥室的房子四周環繞著巨大的冷杉樹，占地23英畝，俯瞰著普吉特海灣，其裝飾風格被Shapiro描述為“80歲奶奶級搖滾明星，”房間內充滿了油畫肖像、動物標本以及搖曳的蠟燭。

Uber董事會成員曾把Khosrowshahi稱作是一個有家室的人，作為其個人魅力的一個要素，同時巧妙地與Kalanick的快活單身漢角色形成了對照。

Khosrowshahi每周都通勤于他在西雅圖的家和在三藩市的辦公點，并認為這的確是一個挑戰。在財經媒體CNBC于新德里進行的一次采訪中，一個年輕人問他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他笑了。

“不幸的是，現在工作正在取得勝利，”他說，“我的家人對此不太高興。”

我們在坐在廚房中一張長長的桌子邊，吃著烤雞和蔬菜湯，男孩子們吃著黃油意大利面。此時Shapiro告訴我，他們的初次相遇是在十年前，Khosrowshahi穿著一套西裝，開著租來的沃爾沃。

“我心里想的是，他是Expedia的CEO，他應該會很自大、自我，就是那種有錢人的樣子，”Shapiro說。她那時是一個幼兒教師，并對剛剛離婚的Khosrowshahi心存戒備。Shapiro是一位個高而優雅的女人，穿著緊身牛仔褲，以及聽演唱會時穿得那種T恤。

她說Khosrowshahi令她感到很驚訝。

“他問了我很多問題，而且他很有趣，”她告訴我，當Uber找到他時，她立刻就知道Khosrowshahi是合適人選，即便他對這個機會持懷疑態度。當他還在面試的時候，她開始看加州的房產。她還鼓勵他穿得更像高科技從業者，這在今天一般就是指牛仔褲和毛衣。

“我在巴西時穿的是西裝，”Khosrowshahi承認說。他最近剛到訪巴西，Uber的第二大市場，為的是勸說巴西的立法者們否決一項新的立法，因為這將導致大量新的監管要求。

他說：“如果是需要道歉的場合，我就會穿西裝。”自從接任這份工作以來，Khosrowshahi就不得不做很多道歉方面的事。

去年九月，他向倫敦市公開道歉，該市在判定Uber公司“不適合”經營出租車服務紅藕，拒絕延長該公司的營業執照。十一月，在媒體披露Uber并未就2016年的黑客事件透露詳細信息后，他再次向公眾道歉，這一事件損害了5700萬名車手和司機的個人信息安全。

Khosrowshahi接任CEO后的第一個行動是創建一套新的文化價值觀，這些觀點和意見是他從員工那里征求得來的。

他在LinkedIn上寫道，對“踩別人腳趾（toe-stepping，使員工大膽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不用顧及自己在公司的職位高低或崗位類型）”機制進行觀念背書經常“被混蛋們拿去當借口。”現在，第四條價值觀準則變成了：“對的時間做對的事。（We Do the Right Thing.Period.）”

他宣布，在2018年，公司將專注于改善司機和車手的安全。他聘請了經驗豐富的高管，包括Orbitz前CEO Barney Harford，以及百事可樂前司法部官員和首席法律官Tony West。

Khosrowshahi還試圖將Uber帶上市，這部分體現在其在理念追求方面更為慎重的考量。

三月底，該公司同意將其在南洋的業務出售給當地一家競爭對手Grab，以便為Uber的其他部門騰出資源。這個消息并沒有得到公司所有員工的歡迎，有人擔心，Khosrowshahi可能缺乏實現Uber最為雄心勃勃的目標所必需的驅動力。

如果Khosrowshahi達到了一定的目標，包括在2019年將公司帶上市，同時使公司估值達到1200億美元，那么他就可以得到1.2億美元。

一位對其表示欽佩的前雇員告訴我，“如果我是Dara，我的做法是：解決董事會問題，完善高管團隊，通過上市來給投資者帶去流動性，以及使公司成長。”

他繼續說，“現在，使命太多了。但我認為Travis就像是在說，讓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價值5000億美元的公司；投資飛行汽車吧；一起改變人們的飲食方式；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這些聽起來可能差不多，但那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一位前高管指出，經過八年的生存抗戰，Facebook已經扼殺掉其它大部分的社交網絡公司，而谷歌則幾乎壟斷了線上搜索領域。另一方面，Uber在推出八年后，“還沒贏過。”在Kalanick的領導下，Uber出售了其在中國和俄羅斯的業務。同時，許多歐洲國家的盈利能力被視為太受制于當地法規的牽制。

而該名前高管告訴我，Uber印度“在與當地的競爭對手混戰。”因此，Uber主要是在北美和南美擁有完全自主的運營權。

他說：“我們處在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行業。現在不是改變公司文化的時候，不是什么傾聽員工對零食消遣的抱怨。該是繼續侵略的時候了。”

人們擔心硅谷公司會被外國競爭者趕超，這是業界一個更大爭論的一部分。

一月，風投公司紅杉資本的合伙人Michael Moritz在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他認為，美國企業追求員工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這可能會使他們輸給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因為后者的“工作節奏特別快，”辦公室強調紀律性，“沒有人會抱怨錯過一局Little League比賽，或是沒能與朋友出去打籃球。”

印度民航部長在新德里舉行的一個會議上向Khosrowshahi談到了類似的看法，他建議Uber在印度建立一個工程中心。他說，當地工程師沒有較三藩市工程師那么多事兒，他們不會抱怨長時間工作，或是要求現場按摩和有機食品。

在惠德比島用過晚餐后，Khosrowshahi把餐盤放到水槽里，Shapiro帶著男孩們上樓洗澡。然后我們漫步穿過大廳，來到一個舒適的圖書館，在角落里有一只白色孔雀標本，以及一張供Khosrowshahi周末辦公的紅木桌子。

他四肢攤平躺在天鵝絨沙發里，談到了他人生中最為痛苦的職業經歷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他被迫在Expedia召開會議宣布裁員。“就我個人而言，這是一個非常百感交集的時刻，”Khosrowshahi說道，他的貓Moshe在啃他的腳。

“盡管我是一個裁員任務的提出者和主持者，但員工們能看出我很難過。”他覺得展示脆弱可以讓這一過程變得更容易。

“管理基于一項契約，也就是說，你管理我是因為你的能力在我之上，你要付給我薪水，并審查我的工作。”他說道，“領導在于人心。”

和許多科技公司一樣，Uber也受到了一些女性工程師的起訴，她們聲稱自己的工資低于男性。（3月27日，該公司同意和解。）在Expedia，Khosrowshahi特意聘請那些“不像我”的高管，并采取措施來增加女性員工的數量。

“在Uber推行這些計劃的時機還不太成熟，”他說，“但是我們會做到的。”

硅谷對創始人態度虔誠，后者仍然掌管著許多行業的龍頭企業，包括亞馬遜和Facebook。風險投資公司Greylock Partners的合伙人Simon Rothman告訴我，一個公司的文化往往反映了其創始人的個性。

“有一個比喻是說，如果你有父母，他們的DNA就在你的身體里。”他說，“如果是其他人撫養你長大，你會有所不同，但不會完全不同。我認為創始人在公司呆的時間越長，要改變該公司的文化就得花費越長的時間。”

根據創始人即文化理論，改變Uber要比僅僅改變一些口號要復雜得多。當我問及Khosrowshahi在接任前對Uber文化的印象時，他說，“感覺糟透了。我驚訝于壞事怎么能接而連三地出現。”但他補充說，Uber的員工急于改變。

“我相信，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產品，其他很多東西都可以自行運轉，”他說。

五、合伙人Bill Gurley

技術風投們往往分成兩類：投資于Uber的，以及沒有投資Uber而追悔莫及的。他們都敏銳地意識到了蘋果曾經的錯誤——背棄其聯合創始人喬布斯，轉而支持職業CEO約翰·斯卡利，后者沒有為蘋果帶來變化，直到喬布斯回來重建公司。

很多人告訴我，有人（董事會成員或投資者）應該在領導Uber方面扮演一個更加積極的角色，畢竟Uber已經是一個大企業。經常出現的一個名字是：董事會成員和Benchmark的合伙人Bill Gurley。

Gurley身高六英尺九英寸，他的大塊頭與其硅谷杰出人物的稱謂相得益彰。他的聲音深沉而粗暴，帶有德克薩斯口音。當他穿門而過時，把自己折成了一個望遠鏡。（最近，他為Waymo對Uber的起訴做庭證，法官開玩笑說他是法庭史上個頭最高的證人）

當我和Gurley坐下來談論Uber的遭遇時，他說，“我的公司被問及最多的與此相關的兩個問題是，‘我無法相信你會這樣做’，以及‘你為什么不早點這樣做？’”

Gurley說，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鼓勵Kalanick聘請一位經驗豐富的CFO。他喜歡告訴創業者們，“更創新的融資計劃不會讓你贏，更創新的法律程序不會讓你贏，重塑人力資源也不會讓你贏。這些地方更看重經驗。”Uber在這三個方面都很弱，而Kalanick從未找到他的“Sheryl”——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馬克·扎克伯格在創辦Facebook四年后帶入團隊的高管。

Gurley從沙發中跳起身來，開始在白板上涂抹，向我展示引發Kalanick改變意圖的一些業界事端。兩家成功的硅谷公司——軟件公司Zenefits和血液測試風險公司Theranos最近雙雙遭遇了公眾丑聞，似乎就快撐不下去了，且在2017年春天，Gurley開始擔心Uber可能遭遇相似的命運。Benchmark向Uber投資了1200萬美元，而這筆錢現在已經上升到大約85億美元。其潛在損失會非常巨大。

Gurley還收到過創始人Katrina Lake的電子郵件，來自他所投資過的一家在線服裝零售商Stitch Fix，該公司最近成功上市。Gurley回憶說，“那封郵件基本上是說，‘我真的很喜歡和你一起工作，但我不能忍受你與那個人有關聯。’”

Gurley告訴我，硅谷投資者們即使表面上氣場十足，卻已無法駕馭得住那些年輕的男性（大多）技術創始人，后者通常擁有其公司的表決控制權。

“擔任董事會成員的風險資本家們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尊重，我想說的是，他們現在更像是啦啦隊員而非演員，”他說。他把這一變化歸因于“一種在其余歷史記錄之外的現象：獲得無限資本。”

Benchmark的競爭對手一直在利用其在政變中的角色，以向其他初創公司的創始人批評該公司。

“你不想拿他們的錢，看看他們對Uber創始人做了什么，”Gurley說道，“我敢打賭，這種對話已經發生了一百次。“盡管Kalanick的下臺產生了很多分裂與隔閡，Gurley并不后悔。他說：“我相信歷史會眷顧我們所做的一切。”

每天，Uber與數成千上萬個客戶和司機互動，而參觀該公司在皇后區占地3萬平方英尺的司機中心，則給人一種拜占庭式的交互感。

每天早上都有成百上千個人（其中許多是移民）到此地登記為Uber司機。他們拿出汽車貸款、報名參加體檢，并在相關人員的指導下向紐約繁重的許可證體系申請許可。

外面的大街上停放著一排排的黑色轎車，而一樓甜甜圈店的廣告上是一只8美元的特制咖喱餃（印度薩莫薩三角餃）甜甜圈。

Uber被指責利用司機，沒有為他們提供工作保障或福利，還不止一次地降低傭金。在Kalanick離職前不久，Uber認識到這是一個戰略性的錯誤——公司需要吸引司機，而不是排斥他們，如果它想繼續增長的話。

與此同時，許多車手覺得，這款App（零工經濟剝削的代表）的使用體驗越來越差。現在，關愛司機是公司的一個優先事項，公司稱他們為“司機合伙人”。

在旅行印度期間，當地司機會周期性地舉行數天的罷工活動，抗議工資下降，Khosrowshahi接觸了一群司機征求意見。

一些人抱怨說，Uber的新德里地圖未能反映出當地的自發繞行路線。一個身材發福、身穿白色襯衫的司機建議該公司提供語音接口，因為印度的許多人都不具備讀寫能力。

最后，一個司機說：“對于那些在Uber上花了很長時間的司機伙伴們來說，是否有辦法幫助他們存錢并解決養老問題？一些可以激勵我們成為忠誠司機的辦法，就像你的員工那樣？”

Khosrowshahi點頭同意，“不光是印度，世界各地都有這個問題，”他回答說，“我們考慮得太短期了。”

事實上，Uber的長期計劃是減少司機參與，以降低成本和隨之產生的諸多問題。

六、自動駕駛行業的現實

該公司已在四個城市開展自動駕駛車輛試驗計劃，還在測試無人駕駛長途卡車。包括谷歌和通用汽車在內的幾家公司都在競相開發自己的自動駕駛技術。

Uber的項目是行業首發之一，其先進技術小組（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在2015年初啟動，今年它的車輛達到了300萬英里的里程式自駕距離。這個部門目前有員工1500余名，他們大多工作在匹茲堡市中心海濱處的一個改裝工廠內。其辦公空間裝修華麗，安裝有一塊80英尺高的玻璃墻、再生木桌、天花板式壁爐，以及70種現代風格的椅子。每個房間的名字都取自一級方程式賽車。

對Kalanick來說，自動駕駛單元是公司的寶貝。Khosrowshahi上任后，他決定關閉該部門，因為那可能會花費數十億美元。在與該部門主管Eric Meyhofer交談后，他決定不這樣做了，“如果你在這里隨處走走就會知道，這不是幾個人在車庫里建造一些小機器人汽車那種事，”Meyhofer再加入Uber前曾在卡耐基-梅隆大學聯合創辦了Carnegie Robotics，他告訴我。

“這個項目完全是關于打造一款規模化的自動駕駛乘車共享平臺。”Meyhofer說到，“這是我們的未來。現在的問題不是公司能否打造自駕車，而是能否雇人來迅速并低成本地解決Uber的盈利問題。”

在一月份一個潮濕而溫暖的一天，我來到先進技術小組，爬進一輛沃爾沃XC 90的后座。這款車是沃爾沃的豪華車型之一，擁有柔軟的皮革內飾。其車頂配備了價值190美元的激光雷達裝置，車身裝有64個激光器和8個攝像頭，以及一堆液冷式電腦硬盤驅動器，發出溫和的嗡嗡聲。

我的自動駕駛汽車操作員是一名業余摩托車手，他像幼兒園老師那樣語調平靜，他告訴我：“汽車的身手會讓你大吃一驚的。”他的工作就是把手放在方向盤上，隨時應對突發狀況。“你是在頭腦中開車，”他說，“你只是沒有用手。”他和其他操作員已經在跑道上接受了應急能力測試，例如以每小時60英里的速度轉彎。

他點擊了儀表盤處的iPad，選擇了一個行車路線——汽車會依據這個線上地圖，像火車那樣有效地沿著虛擬軌道行駛——并按下了儀表盤上的一個銀色按鈕，讓汽車進入自動駕駛模式。車輛平穩地向前移動。

“現在我幾乎什么也不用做了，”這名操作員在等待紅燈時評論道。“但是，如果這個白癡決定在我們面前駛離，我可能會接管汽車。”對面車道上有一輛白色豐田車，果然，它在我們的前面轉了個彎，在燈光變綠的時候向我們左轉。“這就是所謂的匹茲堡式左轉，”他解釋說，這輛車收集了有關駕駛的各方信息，并將數據傳回給Uber的工程師。

“假設我們出了事故。“我們將有完整的視頻證據，”他說，“汽車不會疲勞，不會生氣，不會喝酒......它總是會做正確的事。”

每一次當一個行人出現在我們面前時，他或她在iPad上都會顯示為藍色，這表明車輛“看見了”他們。該操作員說，這輛車一次可以監視數百名行人，其設計要求就是額外小心地對待周圍的人。

然而，當我們穿行于匹茲堡鱗次櫛比的建筑群落中時，操作員時不時地就會接管駕駛，比如一輛停放著的車的車門突然被打開了，或是通行學校安全區的情況，此時車輛會自動減速到每小時15英里。

操作員告訴我，汽車有時會陷入尷尬的局面，例如其他司機示意讓它朝前開，而汽車卻接收不到這種信號。有時，中繼線硬件堆棧中的一個節點崩潰了，我們不得不把車拉拖回來重新啟動。我的操作員向我保證，這種情況很罕見。

3月19日，Uber的整個自動駕駛試點項目都被擱置了——亞利桑那州的一輛測試車輛殺死了一名49歲的女人Elaine Herzberg。第二天，亞利桑那州警方發布了一段事故錄像。怪異的夜間畫面顯示，當這名女士騎自行車穿過街道時，汽車正以每小時40英里的速度向她滑來。在部分可以看到操作員的視頻中，他低頭掃視了幾秒鐘，可能是在看儀表盤處的iPad，然后再抬頭時已經為遲太晚。操作員的臉部扭曲，表情震驚。

當我與Khosrowshahi通過電話后不久，他似乎心灰意冷，并被這份新工作的嚴格審查而嚇倒了。他告訴我，自動駕駛部門一直致力于在年底前交付無人駕駛汽車服務，沿途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顛簸”。“上周發生的事情真是悲劇。”他說道，“我們顯然已經倒退了一大步。”他正在密切重新檢查Uber在自動駕駛汽車方面的工作。

我在匹茲堡時，Meyhofer告訴我，與Uber的其他部門一樣，自動駕駛汽車小組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他表示,及早掌握技術是企業生存的問題,卡拉尼克對競爭和短期結果的癡迷,直觀地理解了這一點。盡管改變了很多,但壓力依然存在,部分原因是因為已經投入了太多。

“問題在于,如果有人將這項技術建立在一個共享網絡上,他們的成本競爭力將比我們的更強。如果其他人這樣做了,而我們沒有,我們還能活多久?”Meyhofer說。“那么你是在和這個鬼魂比賽。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夠。Dara不會施加那樣的壓力,但是他不需要這樣做。這就是我們所處的行業的現實。”